中国第一部决策管理学专著《中国决策学》是由决策学创始人、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张顺江教授历经 38 年时间完成的。全书分为理念卷 ( 现代大学科方法论的理论探源和中国古代决策思想研究 ) 、理论卷 ( 决策学的理论与方法 ) 和应用卷 ( 决策学的应用研究 ) 三部分。共 14 卷和 5 张系统分析图 ( 决策管理基本概念的科学体系系统图、地区发展战略研究决策系统的基本要素与结构系统分析图、通明达慧总持玄奥至圣济世图——道经逻辑演绎系统图、通明达慧总持玄奥成贤安民图——德经逻辑演绎系统图和现代科学结构体系图 ) 。《中国决策学》的出版标志着决策学已形成一个完备的学科体系，在决策科学领域的研究我国已走在世界前列。

    决策学是把人当人来研究的科学，是一门横跨自然、社会和思维科学的综合性大学科。这样一部巨著的出现，一定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必然。在这条科学探索的道路上，与他的成长历程有着天然的关系。他出生于“七七事变”后的北京清河镇，在日本侵华的血腥屠杀中，他的母亲怀着他时几次险些被日本兵的刺刀挑了肚子，好不容易幸存下来。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岁月，他度过了八年亡国奴生活，亲眼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这造就了他日后自强自立、敢于抗争的性格，以致他在讲课时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奋斗历程教育学生们：要为国家为民族而奋斗，不要当亡国奴。今天，面对的是商品市场经济向全球化推动，进行的是一场无硝烟的智能战，不要在灯红酒绿中迷失自我，不要为了个人私利，出卖国家利益，要做一个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民族、无愧于子孙后代的大写的人。要提升智慧，不要等到华北三光政策、南京 30 万大屠杀才觉醒。要在游泳中学游泳，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广纳天下有志之士，快速提升资本运作专家在世界市场的营运能力和核心技术竞争力，开创民族优秀品牌，引领世界经济大潮，用中国的文化理念来治理社会。这样的企业家才具有世界意识，既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又是一个理论实践家。

    张教授常说：人生有三大幸事。第一是父母给一个强健的身体，第二是有一个好的老师，第三是事业有成以后，能选到一个好的弟子传承下去，使事业后继有人。在我的一生中，我的父亲是武术家，给了我一个强健的身体，和我一起做实验的 8 个人，只剩下我一人。我们的两弹上天是用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和智慧换来的。在求索的路上，我是很幸运的，碰到的恩师有：关肇直、姜圣阶、钱三强、钱学森、华罗庚、张文裕、王淦昌、郭沫若等，他们都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

    １９５８年他毕业于北京四中，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子核工程系， 1963 年毕业时聆听毛主席的教诲：“我们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我们的事业目标是正义的，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外国有原子弹，我们也要有原子弹，外国人有的我们要有，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他直奔西北沙漠，开始人生艰难的奋斗历程。由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片纸不留，是他们那批科学家齐心协力，攻克难关，解决了两千多个科研难题，终于在核技术封锁、保密、核讹诈的条件下，以最快速度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创造了世界奇迹。毛泽东的正义、骨气和不畏强暴的精神是中国人的脊梁，反映的是中国人的人生智慧，是人们克服前进道路上任何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支柱。他就是在这种力量的感召下，从事我国核工业工程理论研究、工程设计及指导施工达 23 年之久，为“两弹一星”做出了贡献，被任命为核动力工程师，获核工业部颁发的荣誉证书，成为“祖国不会忘记你们”的人。

    在前进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路可走，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三线建设工程的失误，他爬出了山沟，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放眼世界发现经济落后了，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他深深地体会到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在工作之余开始默默地探索工程全局失败的原因，默默地探索经济落后的原因，开始探求科学的预测，人能不能先知先觉，对未来做出科学的判断，广泛地与国内外的未来研究工作者接触，发动成立了中国未来研究会， 1981 年组织参加了中国决策科学研究方法研讨会，从此，逐渐地由自然科学工作者转向了决策研究。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个艰辛的过程。决策科学研究方法研讨会后，在天津市科委主任的主持下，第一次发表了“决策”概念的科学定义，指出决策是＂人＂对未来实践的方向、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原则、方法、手段所做出的决定。 1986 年他主笔的《决策学基础》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被学界评为现代“孙子兵法”、中国决策名著，在领导和益友的支持鼓励下，到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决策管理科学研究所，成为一名专业的决策管理研究工作者，开展决策管理研究。一旦全身心地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才知道，这个领域的研究比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要困难得多，有更大的艰巨性。

    首先，从研究【物】——自然科学转向到研究社会、研究【人】，遇到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经过研究才知道，这实质上是要建树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领域的综合性大学科方法论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以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研究社会为样板，体认他们是怎样对社会进行研究的，吸收他们的研究方法。并对现代具有交叉意味的新学科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同时借鉴古代圣哲西伯昌（周易）、老子、孔子、董子、朱子等对社会人世的研究成果，体验他们的研究方法，目的要解决大学科方法论的问题。

    其次，研究“决策”是研究“人”，研究人的行为先导，本质是研究精神现象，研究信息变换，这实质上是研究“干”之前的“想好了”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不可见的精神活动过程。因为谁也没有看见诸葛亮怎样想出草船借箭的过程。通俗地讲，实事求是，谁也没有看到猪八戒见到白骨精怎么“求”，孙悟空怎么“求”，如来佛又怎么“求”。所以，决策学就是要解决见到事实，先解决“求”的问题，也就是【心用工具】的问题。今天的事实是商品市场经济向全球化推进，纵向的历史在全球通讯网络技术的条件下，压缩成平面的现实，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五彩缤纷的多极化的世界，我们用什么方法 “求”，怎么求，“求”出点什么？现代具有交叉学科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出现，为我们产生科学的新思想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一、信息及信息量的发现与科学创见，为辩证唯物主义建立在现代科学之上奠定了基础。它使世界的普遍联系的问题，找到了明确的可以量化的概念——信息与信息量 ( 比特 ) ， log 2 2 ＝ 1 比特。研究表明，通过信息的概念开发，可以对生命起源、人类起源做出科学的解释，为人的本质开发、实践概念的开发找到前提，从而把精神现象与物质现象、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等范畴自哲学开端之后找到应有的逻辑地位。

  二、系统论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全局观念找到了现实可行的科学技术手段，带来了现实可行的方法。如果说过去从全局看问题由于找不到科学的方法与手段，从而难以把握全局的话，那么系统论的出现为人们对大系统从全局去认识问题就找到了现实的、应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技术与方法。在这里，技术与方法又推动了观念的发展与巩固。

  三、控制论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有力武器去改造客观世界，带来了现实可行的方法。如果说哲学不仅在于认识世界，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那么控制论为人们驾驭自然，操纵自然找到了科学的技术与方法。因此，它构成了精神转化为物质过程中的有力武器。它自身也成为了哲学走出哲学家的课堂进入社会实践生活的技术与方法。

  四、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三者结合为当代大学科方法论的创立提供了现实性基础。并且这种具有跨学科意义的科学方法论经过进一步的抽象、概括，确定其前提，开发出它们的元概念，为哲学提供了逻辑上严密的现代的科学范畴。

  五、现代科学技术的利用对人类的社会发展要想获得正效应，而不是负效应，决策和管理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这在实际中已经得到证明。决策管理直接体现着人的本质。如果历史上历次科学革命更多地意味着人的体力延伸，那么进入信息社会后，管理革命、决策学的出现，智能机的发明与创造，意味着人的智力的开发和延伸。管理学和决策学是把人作为人来研究，人要发挥人的作用的科学，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向高级层次过渡的体现。由于这些学科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三大领域，其自身就强烈地体现着哲学的作用。它们的出现直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决策学是现代的精神现象学，管理学是现代的行为现象学；前者是思维实践、精神实践、理论实践，是内实践；后者是行为实践、组织实践，是外实践；前者是信息变换，后者是物质变换。而信息变换的有力工具就是计算机。

    近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哲学的突破作好了现实的准备，哲学反映的是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必须熟透了才能由哲学家来加以阐明。这种熟透了，正是今天旧哲学受到挑战，新哲学产生的曙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他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革命与批判精神指导下吸收古今中外科学的成果，经过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概括，提出“元论”这一理论体系，并形成了决策学完备的学科体系。

    “法元论”是辩证法的概念体系，它是在分析、研究、综合、归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简称三论）的归一性的学说。之所以将其作为归一性学说，是由于它同时又是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归一性（元）进行推演所得到的概念逻辑体系。因此，它走过了两个过程，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具体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抽象，又从这种抽象到新的具体，从而在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哲学走出了哲学家的课堂成为指导实践的有力武器，构成了现代科学的认识论即逻辑公理体系。它为大学科找到了逻辑前提，为逻辑学找到了第一公理。这个第一公理就是元 无 - 有 ，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对立统一律，用中国先哲老子的话说就是玄 无 - 有 ，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

    “ 本元论” 是利用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探索和研究世界的统一性，它为法元论的开端寻找根据，即解决哲学的开端问题。为此，它总结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冷子论”，划定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边界，解决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留下的疑难——宇宙寂灭说，为宇宙的起源做出了当代的解释，破除了“上帝”精神创造世界的种种谬论。它提出了“全信息论”，找到了有序之源，为维纳留下的生命起源问题找到了根据。它给出了信息的科学定义，对“力”给出了当代哲学的解释。在研究、分析思维的机理后，应用全信息理论开发和认识了人类的起源问题，找到了意识的开端，为哲学即逻辑的开端做出了当代阐述。

    《元论》发表时钱学森曾来信高度评价：“ 文章是好的，有实质的内容，远比有些“时贤”的空话高明。我尤其欣赏文章的第二部分的三论归一说。┅┅我向您祝贺。”

    《中国决策学》是他运用现代大学科方法论对人类发展过程留下来的知识和文化进行梳理，构建了现代科学的结构体系，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从现象到本质的比较性、归一性研究。目的之一在于面对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如何使人们把握知识的知识、科学的科学，即智慧之学，提高人们的智慧，使人们不仅能尽快地把握知识，而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原创和创新；目的之二在于面对经济全球一体化引起的文化的冲击，如何找到终极真理，世界意识，从而消灭意念的分歧产生行为的异端所引起的世界动荡。

    他对中国古代的决策管理思想进行了深入地开发和研究，通过对中国文化三部元典的分析，目的在于使人们认识到国粹主义、民族虚无主义都是不可取的，要做到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弘扬民族文化，把古老的中华文化进行现代发挥，使之科学化、现代化，使古老的中华文化再创辉煌。

    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了中华文化的合理内核是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为根本法则的辩证法，破解了李约瑟难题，解决了罗素悖论，阐明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破解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歌德巴赫猜想”，解读了市场经济向全球化推动的奥秘，对人、劳动、劳动资料、占有、价值创造、商品等范畴与概念进行了研究与开发，发现了行为实践之外，还有精神实践（理论实践），发现了在物质生产资料之外还存在精神生产资料，把以体力劳动为主创造价值的经济学提升到以智力为主创造价值的现代经济学。提出了体力、智力和美力三位一体创造价值的新观念，指出未来的经济学是以美力创造价值为主的经济学。发现了商品的本质是服务能力，是利他性和服务性，论证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在客观上实践为人民服务，为资本运作专家的劳动树起了正义的旗帜，是古典经济理论的突破性发展。这是超时空的世界意识，必将成为当今意识的主流。

    他在《中国决策学》第 13 卷《现代元论经济学——知识经济的前提与思考》 跋中写道：

    本书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开端，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可以说写了三十余年。历经三十余年，关于经济问题就写了这么一点开端性的文字。它能否真的成为开端的文字，不在于写出它来的时候，而在于为后面演绎出的结论被现实所证明无悖的时候。也就是说，理论的正确性不在于它创建的时候，而在它被后来的实践所证明的时候。但作为科学的一种信仰作者确信“对立统一律”、“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认识工具是被世界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科学的认识论。本书就以它为“心用的工具”研究现实的问题，而现在的现实，是由火车头时代跃进到航天飞机的信息时代的现实。也就是说，今天的社会是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的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这是事实 ！如果用牛顿力学的语言称之为“定律”的话，这就是定律。所谓定律就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可见，我的经济学就是以辩证唯物的认识论为工具，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标志，以信息社会为事实的研究成果。

    他常说：我们处在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 20 ％ 的人劳动劳动就可能使 100 ％的人吃上牛奶面包、穿上绫罗绸缎，那么，为什么今天人类还是这个样子？因为人们学会了驾驭自然，却没有学会驾驭自己。世界上大量的资金用于军事装备，用于了人类之间的相互残杀。 他 通过几十年对中西方文化的归宗性研究，写出了《中国决策学》第 2卷《九圣归元——世界文化的流与源》，是对人类的精神历程进行的原探与探微，系统梳理了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顶级思想，对影响世界文化的九个大学说进行了归一性研究，这就是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归一说；三宗（周易、儒学、老子）归一说；三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归一说。科学地表述了人类文化由源到流发展的必由之路。指出要想将当代四分五裂的小小地球建成天堂的乐园，首先要造就具有新的全球精神视界的一代新人。这一代新人的科学最高信仰必然是同一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这个同一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就是三教归一说、三宗归一说、三论归一说（唯物辩证的大学科方法论）。信仰的统一性，保证了人类在意念上的同一性，避免了意念的分歧产生的行为异端，而行为异端的最激烈形式就是战争。信仰的科学性，保证了人类意念——人道与天道达于统一。他阐明了科学、宗教和信仰之间的关系，解决了人们面对多极化世界的信仰危机，找到了一条人类真正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之路。指出了中国文化科学化、现代化，中国的理学与西方的科学合璧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决策学的原理与方法是以决策观念为设定性公理，应用大学科方法论给出的逻辑公理体系分析、演绎设定性公理所得到的逻辑一贯的知识体系。前提（设定性公理与逻辑公理体系）不假，分析、演绎所得的结论决策管理科学原理必真。从而把决策管理研究提升为决策管理的科学，为各级领导成为职业（智业）的工作者提供了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将领导艺术上升为领导的科学。

    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路可走，只有沿着陡峭山路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张教授在决策科学的探索道路上的艰辛也不是常人想象得到的，他在《中国决策学》第 14 卷《著名决策案例选评》的跋中写道：

    这样一本大书，当您读完了的时候，您一定会问，它是怎么写出来的，得花多少时间。三十八年弹指一挥间，当我翻完最后一页的校稿时，我的心是很激动的，我知道它要与读者见面了，一挥间，往事一幕幕的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真想大笑，又想大哭，笑那些为打击我、陷害我、阻碍我撰写、出版本书制造重重阻力的人终于没有得逞；哭那些善良的了解我、支持我、援助我撰写本书的亲朋好友，有的仙逝，有的重病，有的还在奋进，孤独、凄凉、冷漠、黑暗、狗吠、狼嚎的日日夜夜，没有动摇我为人类更好地生存而斗争的意志。褒奖和打击，对于我作为外界的干扰不起作用，因为科学的大门就像地狱的大门一样，在它面前要毫不犹豫，勇往直前，走自己的路。当我从自然科学从一个核动力工程师转向社会科学，转向决策科学研究时，就有人警告我，你研究它干什么？创造新学科的人在历史上有几个人能有好下场，伽里略终生监禁、布鲁诺被火焚、商鞅被五牛分尸、孔子办学在陈蔡惶惶如丧家之犬、谭嗣同血溅菜市口，等等。其实，这些我都知道，而且我更知道，正是他们为人类文化、社会的进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人总是要死的，但精神可以千古，浩气可以长存，正是这种信念，什么也不能磨灭我的意志，什么风险也不能阻止我一往无前，奋勇前进！

    我爱我中华，我爱我人类，为了中华的昌盛，为了人类的解放，上下求索就是生之乐，死无撼。

    我深知，我的这个信念追究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就是伟大的“人民”…………。

    《中国决策学》决不是在书斋中冥思苦想完成的，他从开发之日起就理论联系实际， 1982 年开始倡导社会力量办学，举办了“信息与新技术革命”讲座、决策科学知识大型函授班，与原中组部干教局副局长陈鸿苏一起，在全国巡回讲学，后来又举办各种研究班、研讨班，与国内外学者共同研讨，和广大干部、企业家学员进行双向交流，教学相长，使其著述反复修订达六、七次之多。 1988 年 8 月 8 日首次以决策为专题，主持召开了世界大系统决策模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1989 年与美国联合培养 MBA 硕士研究生班， 1994 年主持召开了培养跨世纪领导决策人才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撰写了《重大工程立项决策研究》，其理论多处应用反应强烈，据来文来函统计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不下 500 亿。学习决策学的许多学生在各级领导岗位做出了突出业绩，可谓育英才造福人类。

    为了推广普及决策科学，他曾创办了东方高级决策管理学院。退休后的他仍笔耕不止，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以上。《中国决策学》出版后，成立了北京智泉育人决策管理研究院，张教授担任院长，主要是以培养卓越领导决策人才和具有全球意识的企业家为目的，举办为期全封闭式的“ 中国商战黄埔军校特训营——大战略智慧启迪 ”研修班，并依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的人才资源为企业和政府做好战略咨询提供智力支持，让我们的企业家在智慧上快速地成长起来。应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的邀请，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与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联合于 2004 年 2 月 28 日在大觉寺举办了“ 中国决策学博士后课程研修班暨企业家明星班 ”，经张教授面试合格后，以导师制，一对一进行辅导，是集团级总裁和厅级以上的党政干部才有资格参加学习。并开通了中国决策学网站 http://www.chinadecision.com.cn 。

    决策学在传播过程中，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好评：

    我觉得，这个体系不仅对 “现代易学与决策学”的学科 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而且其中所体现的建构体系的理论 勇气以及密切联系时代需要弘扬传统文化的探究精神，也将 对中国今后的学术研究产生良好的启发作用。

余敦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易学知名研究专家，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

    张顺江教授通过对 “易经”研究得出的“第一公理”。 张教授说：“第一公理是哲学的开端，是一切认识的开始。 ”还说：“易乃太极，太极即‘一阴一阳之谓为道'”。这 就是“易的第一公理”。我认为发现“易”的第一公理是“ 易学”研究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大发现。这一发现，不仅对“ 以科学治易”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以易治科学”也有重大 而现实的意义。……这不能不说是在我国“易学”研究史上 的一个新创造。
    张教授这本“现代易学与决策学”著作，不仅有哲学方 面的新见解，而且有近代科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重大意义。 我认为这是一部“以科学研易”和“以易研科学”的好著作 。

郭俊义：与钱学森一起从事中国导弹设计的专家，数学教授，世界知名学者

    张教授从易学的观点创立了他的决策哲学—《本元论 》和《法元论》。十年来他的创作一本一本的出版，俨然构 成了一个兼含决策科学和决策哲学的思想体系。他的这一思 想体系包含了却又超越了“旧三论”和“新三论”而达到他 说的中国“三宗”或我上面说的中国“三学”的统合境地。 这显然是对决策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进一步提升，使决策科 学更能用之于人和社会谋取福利和创造价值。这可说是一项 最富有时代性的学术贡献。

— 成中英 ：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国际周易研究会会长

元发乎宇宙之本体，至大焉至微焉，三论归一焉，斯乃做学问之元定理；

论及于运化之殊象，极精矣极深矣，万法归宗矣，而为研究者之大宗师。

——函授班学员刘力夫读《元论》有感

    决策学是关于领导的科学，把科学引入决策过程中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进行决策，必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钱三强来信对张顺江教授创立决策学的赞誉

    张教授常说，决策失误牵连全局，因此关于决策知识的发表要慎而又慎。可能这也是他历经 38 年才发表《中国决策学》的原因。他说：领导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是他的思想家、哲学家。一个没有理论的民族是悲惨的民族，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是要灭亡的民族。面对今日科学技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不学习把握决策的科学绝对成不了一个好的领导和企业家，但学了决策学不能联系实际再创造，也成不了一个好的领导和企业家。因此，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战略型决策人才已成当务之急。中共中央已发表了关于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我想：张教授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决策管理科学及其大学科方法论必将造福于子孙后代，造福于人类。

刘秋香
200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