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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的形势
1. 全球向多极化发展
这是一个全球历史风云突变的年代，随着苏联倒台、东欧转向，结束了世界上的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在经济方面，欧洲实现了货币的统一，欧洲共同体内的国家之间相互取消了关税壁垒，使整个欧洲经济实现了一体化，从而使政治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一体化。由于近年来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世界上各个地区也纷纷成立了一些地区性经济组织，如东盟和北美自由市场等等。我国由于改革开放迅速发展，国力不断提高，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今天的世界，无论从政治、经济或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过去那种由个别大国或军事集团“统治天下”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交通运输工具和通讯工具的极大发展，整个世界已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INTERNET 的出现更是极大地促成了全球的一体化。这样的形势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然而，无论是对于东方或是西方、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既面临着机遇又面临着挑战，也可以说，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
2. 国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迷惘
随着我国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放眼世界，才知道“自我封闭”地搞计划经济几十年，不但没有实现“赶美超英”，而且连国人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这才知道正是在我们“封闭”几十年沉浸在“梦幻般”追求和“瞎折腾（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同时，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的日本、德国的经济迅速崛起，分别成为世界上的第二、第三大经济强国。甚至连当年被我们打败的国民党也使台湾依靠区位优势和反省后的潜心努力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对比之下，我们不仅会纳闷，社会主义到底怎么了？战胜资本主义的梦幻并没有成为现实，而现实却非常残酷地迫使我们不得不接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剥削，以使我们早日实现现代化。
改革开放二十年，虽然基本上解决了十亿人民的温饱问题，但是，我们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似乎没有缩小多少，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只能还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二十年，我们在现有的体制（思想）框架下进行的改革已经基本上走到了尽头。现在，过去几十年搞计划经济、国有企业的潜在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如一些政府部门官员和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贪污腐败问题、政府的官僚主义和办事效率低下问题、国有资产严重流失问题、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问题、国企职工大量失业下岗问题、包括国企职工在内的社会养老和福利保障没有很好落实的问题、由国企职工大量失业下岗和一小部分国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所造成的潜在的社会动荡问题……。当这些问题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陷入深深的思考，思而不得就产生了认识的迷茫。
1）社会主义的含义问题
首先，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些问题在过去很少有人提出，而现在很少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当然包括我们的职业理论家在内！
有人说：“社会主义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或主体）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如果依据这种定义，那么，只能把“社会主义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那么，如果我们为了现实的需要而需要发展私有经济或者对国有企业明确产权、进行公司化改造，就遇到了难以逾越的理论障碍。实际上几十年搞计划经济的实践证明纯粹的计划经济最终却搞成了“短缺经济”；在“国办”的地方，如在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中，按劳分配也成了平均分配和大锅饭。
还有人说：“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个提法对解放思想有很大的意义。但是仔细一想，就会发问：“难道资本主义就不发展生产力吗？”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标准判断社会制度的归属，那就会得出下面的悖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比我们社会主义要高许多，岂不是说资本主义要比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成分）'得多得多呢？”
2）方法、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问题——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在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混淆了方法、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仿佛我们的目的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成了我们奋斗的目标。其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种制度形态，他们既不能吃，也不能喝。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方法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全民福利（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水平的提高，应该是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3）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似是而非的问题
自从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仿佛以前的一切都应该彻底抛弃，这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如：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仿佛一切都应该市场化了。令人不解的现实是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而不该市场化的却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化了。令人更为不解的是出现了一些畸形的市场化。如“买官卖官”，疯狂寻租——功过贿赂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经营者，追逐超额的非生产性利润，而这种非生产性利润的获得的另一方面往往伴随着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4）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对比所产生的疑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我们才发现资本主义不象我们当初所想象的那样在“垂死挣扎”，而是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身的机制，缓和阶级矛盾，在相对比较健康的道路上迅速前进。二战后的几十年，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空前的经济成就，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比之下，我国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还是如此地落后，被（自）列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之内。尽管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基本解决了国人的温饱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在原有体制不做大的改革的前提下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几十年来积累的问题也逐渐地暴露出来。这不能不使许多人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发生了怀疑。
3. 指导思想的混乱、信仰的危机
面对着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一般的人不能不对我们长期的指导思想产生怀疑，自然而然也就出现了信仰的危机。其实，产生这种危机主要是由于教条主义思想造成的，以至使我们生成了僵化的思维定式。正是这种思维定式束缚了我们的思维，使我们失去了人的灵性，走入了“动物”的本能。
1）长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的教条主义的理解所产生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理论当成了绝对的真理去奉行，如搞“纯粹”的计划经济，建立“全民”所有制，排斥市场经济，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仿佛“公的程度越高越好”——个体（私有）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全民。孰不知，这样是在走极端，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立统一规律相背离的。
2）迷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是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欧洲的社会经济现实，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的理论。即便这些结论都是正确的，也只能是相对真理，即相对于具体的前提条件的真理。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社会经济现实。而我国当时的现实前提条件与马克思所依据的前提条件是根本不同的。
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常常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细想一下这种论述是颇有道理的。究竟什么能够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呢？这种指南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这种指南或“活”的灵魂必须是无条件成立的，只有这样才算是“活的灵魂”或行动指南。
根据分析研究，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辩证法，是对立统一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就是马克思依据当时的欧洲的前提条件，利用对立统一规律这种“心用”的工具，创造出的理论体系。我们在建国之后之所以出现许多决策失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利用对立统一规律去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迷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把他老人家的具体理论当成了绝对的真理，奉为教条。
3）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历史与现实的矛盾……
由于理论所依据的前提与现实的前提不同，于是奉行教条主义就产生了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要求我们必须抛开具体的理论，打破我们僵化的思维模式，利用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心用的工具区分析、研究、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彻底解决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有人认为，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马克思又是西方人，似乎他的理论与我们东方的传统是格格不入，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因为，如果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的土壤，那么，马克思主义怎么也不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实际上如果我们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素养，就会知道，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是《易经》，而《易经》是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为第一公理推演而出的辩证法体系，后来的国学之流都是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法体系为核心的。而“一阴一阳之谓道”实际上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不同描述，其抽象的模式就是太极八卦图。太极图中蕴含的重要性质是阴阳（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相资为用，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阳不离不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用对立统一规律讲就是，阴阳（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在统一中对立，在对立中统一。最高的境界就是把对立和统一两种关系作为“阴阳”在更高的层次上统一起来的，这就是“无极辩证法”。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对立统一规律或辩证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因此，我们现在所需要的还是这种精神，这就把历史与现实统一起来了。
4）指导思想混乱、信仰（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信心问题）危机的各种表现：
现实中之所以出现指导思想的混乱、信仰的危机，也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对立统一规律”，没有把握住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或“心用的工具”。其具体表现如下：
A 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条化——导致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对政治课的厌恶——政治课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从小学到大学都开政治课程，而这些政治课程又往往不能对现实做出合理的解释，在很多情况下却是与现实相悖的，因此，很难使受教育者信服，甚至政治教师也难以自圆其说。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课程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的作用，而且起到了消极的负作用，造成人们的逆反心理。这与我们对政治课程教学的预期是相悖的。因此，政治课程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革，重要的是应该把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统一起来。
B 社会科学界的学风问题——唯上、浮躁、趋时、求名、求利
在思维定式的约束下，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实际上不是在搞科学探索，而是在“证明”上面制定的政策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博得上面（领导）的赏识，作为进身的阶梯。
在今天这样一个喧闹的时代，整个社会浮躁不安，社会科学界同样也处在浮躁的气氛中。在这种大环境下，很少有人耐得住寂寞、潜心治学，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昌盛做出自己的贡献。多数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是为社会、为学术而献身，而是为评职称、拿学衔、争攀“学术地位”而不择手段，甚至有些人没有了“礼义廉耻”！
C 政治思想工作的不力，难以说服群众、深入人心，导致各种宗教的盛行、法轮功问题
由于教条主义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影响，使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开展起来举步维艰，难以深入人心、说服群众，加之现实中暴露出的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使广大群众在思想方面产生了迷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的政治思想方面的阵地实际上处于“虚位”的状态。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法轮功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乘虚而入”的。
4. 各种现实对《大战略》理论的需要
目前，长期实施计划经济的后遗症逐渐地暴露出来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些问题都使群众对前景的预期产生怀疑，加之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涌入，苏联倒台、东欧转向，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遭受到巨大挫折，资本主义不但垂而不死，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都使人们产生迷茫，于是就出现了信仰的危机，感到无所适从，晕头转向，不迷信于甲，则迷信于乙。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在迷茫中唱出了电视剧《西游记》的主体歌——“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可见，人们渴望出现一种《大战略》能够解决上述的迷惘。
在迷茫中的人急切需要一种《大战略》能够为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以使他们转迷成悟。行为的异端发轫于思想的异端，所以，要想排斥行为的异端，必须统一思想。那么，什么能够统一思想呢？那就是必须从“万有的思想中”抽象出共通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能解决人们各种疑惑和迷茫的大战略。
二、杨振宁教授关于《中国文化与科学》的谈话所造成的影响
杨振宁教授作为一名爱国的华裔物理学家，曾经获得世界物理学界的最高奖项——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华裔在世界科学界获得了巨大的荣誉。他站在物理学研究的高峰，不断地向更高处攀登，于是就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哲学与文化的研究。他出于对祖国发展的关心，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行的“金禧讲座”上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对于我国国内的形势来说真好象是一场“及时雨”，由于演讲的内容在《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报纸连载，因此，对我国尤其是学界造成了空前的影响。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觉得特别值得讨论几点，提出来跟大家讨论”。然而，对于这个“非常大的题目”，由于各人所占的角度和层次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研究的方向不同，于是乎，同样的演讲内容对于不同的人就有了不同的理解。诚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1. 演讲的核心内容——具有鼓舞人心作用的内容——有希望的中国
他通过列举了一些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事实说明中国是有希望的。（参见《光的明日报》 2000 年 3 月 20 、 21 日） 他认为，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总的特点是，（应该）是传统文化加现代化……。他在演讲中列举了一些下面的事实：
1900 年，没有一个中国人懂微积分；
1925 年，少数的大学才开始筹办算学系（即数学系）、物理系。
1938 年，杨教授进大学时，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学水准已经达到了世界级，这是一个极快的现代化；
1964 年，中国成功地制造了原子弹，而制造原子弹所需要的人数之多、知识的方向之广是难以想象的。
1970 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
1999 年，“神舟”成功地发射与收回了。
最后，杨振宁教授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快速的进步。中国要做一件事，可以做得快，而且神速地快。
为什么能够如此之快呢？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是由世界著名学者口中说出的话的确会引起很多人的相信。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2. 对演讲的核心内容的不同理解可能导致的认识偏向
1）积极方面的理解
如果我们把哲学当成智慧之学、当成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把宗教当成一种科学的最终信仰，那么，就从哲学与宗教中走了出来。我相信杨振宁教授作为世界级的大科学家所讲的宗教就是科学最终的信仰。
对下一个世纪的中国科技前景如何？杨教授的结论是，中国要想追到世界的第一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我对于以后 50 年中国科技的发展前途，是非常乐观的。（参见《光明日报》 2000 年 3 月 2 日 6 版）这些论述都大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
2）消极方面的理解
客观地讲，在教授的演讲中，有些地方的内容极易引起一些缺乏科学素养的人的误解，以至会想到杨振宁教授在经历了漫长、艰苦的科学研究之后，最终可能走上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道路——投向了上帝的怀抱，去研究神学。这就歪曲了杨振宁教授的原意。
如杨教授有一段话的内容为：“物理学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哲学，而哲学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宗教”。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宗教？如果按照常人的理解，可能就会认为杨振宁教授最终是信仰上帝的。对哲学、宗教概念的错误理解——导致对上帝、鬼神的信仰，导致一种无条件、无前提的信仰即迷信——神秘主义倾向。
3. 杨振宁教授对中学与西学的认识的问题
杨振宁教授说，梁启超《劝学篇》中讲到：“中学是内学，西学是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世事”。那么如果中学是内学，可是也必须处理外学，因为外学是人的身体以外的自然的一切。（参见《参考消息》 2000 年 3 月 5 日 至 8 日）——他对传统文化如何处理外学、传统文化如何求理等问题就做出了解释。他主义到了我国传统中通过抽象法求“内外一理”逻辑的重要性，他还说明了他对“唯象理论”的理解。阐释这部分内容时，或应用比较抽象的词汇，或应用让人觉得十分玄妙的比喻（如利用古代画家画山水画与人们欣赏山水画的问题）来阐释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如对传统文化如何求“理”的问题。……这些都让没有基本科学素养和传统文化素养的读者感到如在雾中，无所适从。
4. 杨振宁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
杨振宁教授认为“理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论理时说：有句名言：“天人合一”，并引用古人的语言说，“董仲舒就说过了‘天人之际合二为一'；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天人无二理'。这个“理”对于我们自己是跟外界的一切是一回事，这个整个的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当然，这并不能解释清楚他们所讲的这个‘理'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这个‘理'是一个精神，或者说是王国维所讲的‘境界'。或者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不问‘理'是什么，是问‘理'不是什么。那么，我们得出结论，‘理'不是近代科学所讲的规则、规律或者是定律。这些观念、规则、规律、定律是近代科学追求的重要精神，而这个精神跟中国传统文化所要追求的‘理'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方向是一样的，可是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传统的中国文化里，没有这个定律，没有这个规律，没有这个规则的观念。”（引自《参考消息》 2000 年 3 月 5 日 ）
从上面杨振宁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的理解中，一般人很难从中体会出杨教授到底在表达什么样的思想内容。他虽然指出了“‘理'不是近代科学所讲的规则、规律或者是定律，”这是正确的，但是他说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没有这个定律，没有这个规律，没有这个规则的观念”就值得商榷了。
1）西方人偏于形而上学思维，注重形式逻辑，但并不是说西方人没有辩证思维。
2）东方人（中国人）偏于辩证思维，但也并不是说东方人没有形而上学思维，只懂得辩证逻辑，不懂得形式逻辑。 东西方只是各自存在着不同的思维偏向而已！但是，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辩证法能够涵盖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不能涵盖辩证法。
三、张顺江教授的关于杨振宁教授《中国文化与科学》的问答的现实意义
自从各种报纸连载杨振宁教授的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细心的张康生研究员找到了他的老同学——著名的思想家和决策学家张顺江教授，请他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于是两位学者一问一答就有了这篇《大战略破解》——关于杨振宁教授《中国文化与科学》的问答的诞生。
张康生研究员与张顺江教授二人在 60 年代初期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原子核工程系，毕业后他们分别从事核理论研究和核工业工程建设多年。鉴于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重大工程决策失误和众所周知的国家级的“决策失误给我国的经济建设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在认识到产生这些失误的原因是决策失误之后，于是依然走上了决策科学研究的道路。而研究决策问题不能不研究世界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可以说他们二人所走的道路与杨振宁教授有一定程度上的类似性。所以，他们二人一问一答所涉及的问题是深刻的、具有前瞻性的。我想这些问题也应该是杨振宁教授教授关注的问题。因为，《大战略破解》中的内容关系到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故而，引起了作为后学的我的密切关注和重视。
1. 杨振宁教授谈话的核心内容对不同的人在认识和理解方面可能产生的多义性
依据《法元论》中元的多义性，我们知道，同样的谈话内容，由于个人具备的知识结构的不同、观察分析问题的角度和层次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对一些较为抽象的理论。这种现象对于一个具备基本哲学和科学素养的人是极理解的。但是，对于一些没有哲学头脑和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的人，则会依据产生极大的误解。
张顺江教授的《大战略破解》从元的多义性出发，科学地分析了杨振宁教授演讲中的核心内容。作为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决策科学）三大科学领域的思想家，张顺江教授深知，科学研究必须借助于哲学方法论，否则是不容易取得成就的。也就是说，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必须有哲学和方法论的支持，这就是杨振宁教授所说的“科学到了尽头是哲学”。如果我们关注一下科学技术发展史，就会发现，凡是大科学家最终无不重视哲学与方法论的研究。因为，哲学里面存在着学科的前提，而方法论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工具。俗语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明智的学者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哲学和方法论作为科学研究的“利器”。由杨振宁教授所取得的物理学成就可以看到，他是十分重视方法论研究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华裔的科学家，他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颇为了解的。同样，张顺江教授也是十分重视哲学和方法论研究的，以他为主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决策科学理论，正是一种以哲学（《本元论》——探讨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提出第一公理，解决信仰问题）、方法论（《法元论》——依据第一公理推演出的逻辑公理体系，为科学研究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工具和方法——普遍的思维方法）、决策科学理论（《决策学基础》——微分决策学）、决策学理论应用（含《发展战略的理论与方法》、《大型工程项目决策学》、《工业企业管理学》、《自导式管理》）等等，从哲学、方法论、理论到理论应用形成的“一以贯之”的完整的学科体系。
2. 解释阐明了杨振宁教授的谈话中容易引起误解的内容
张顺江教授经常说：“在哲学的原点上如果摆偏一点，就会在后继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偏差”。这种发生在哲学原点上偏差，可能是科学家造成的，也可能是人们的错误理解造成的。无论怎样产生偏差，在实践中都是十分危险的。前面谈到过杨振宁教授的名言——科学到了尽头是哲学，哲学到了尽头是宗教。这句话就很容易产生误解。如把它理解为对科学的追求到了尽头就是对哲学的研究，而对哲学的研究最后就导致对宗教信仰的追求。平常人对“哲学”一词的理解不易产生太大的偏差，而对宗教的理解就大大不同了。因为，在常人的心目中，宗教的世界是“佛、菩萨、上帝、真主和神”的世界。这种理解最终会导致宗教神秘主义，使人产生迷信——无条件地相信，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思想混乱。
3. 把杨振宁教授的谈话内容引上了正确理解的轨道
作为与杨振宁教授有着相似经历的张顺江教授决不会把杨振宁教授的“名言”往宗教神秘主义方面理解。因为，他深知，科学研究的过程需要哲学和方法论的指导，科学研究都是从信仰开始的。他指出，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观念性前提——即学科公理，信仰这个学科公理，依据这个公理就可以推演出整个学科体系。如依据（信仰）平行公理——直线外的一点只能引一条直线与定直线平行，推演出的就是欧氏几何；依据直线外的一点能引无数条直线与定直线平行（不信平行公理），推演出的就是非欧几何。依据时空的绝对性，演绎出的是牛顿力学；依据时空的相对性，演绎出的是量子力学。可见，学科的开端都有一个信仰问题，这个信仰——公理性前提隐含了学科后继的一切内容。只要学科的前提正确即观念性设定正确，推理演绎过程不出现错误，得出的结论就具有真理性。但这种真理也只是相对于具体前提——学科开端的观念性设定的相对真理。在现实中如果发现的事实与学科的观念性设定相悖，学科的真理性就丧失了。这种由学科前提即观念性设定出发经过演绎得出的过程是依据哲学、方法论解决问题的。如果继续往上追求探索，那就是追求哲学的开端，追求哲学的开端就要追求意识的起源，进而追求人类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宇宙的起源。这样一直地问下去，就很容易牵扯到终极的信仰问题。世界上有不少人把宗教中的神作为终极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是建立在对“神”迷信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人对哲学、宗教问题的认识是大大有别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的。中国人实际上不信任何宗教，宗教（如道教）中的神是由人创造出来，是人（通常是皇帝）封的，中国人所信仰的神都是人格化、理想化的神。中国人即便是信仰宗教、信仰上帝和神，也从来是不虔诚的，平时工作、生活一切顺利时把“神”忘在一边，只是在有事而自己又很难解决或怀疑自己的能力时才信神，有些则是作恶太多时，才通过拜神，以求得神赦免他的罪恶。在这里，“神”成了人自身的力量所不及的神秘力量的象征了。
在《本元论》中张顺江教授对人类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宇宙的起源给出了自圆其说的结论。他提出了“冷子论”，划定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边界，进而找到了由“热子与冷子”联合构成的“永恒的宇宙发动机”，打破了上帝创世说。找到了终极的信仰——一阴一阳之谓道，用现代哲学的语言讲就是对立统一规律。我们可以说，对具体的学科信仰是有前提的、有条件的，而“一阴一阳之谓道”（对立统一规律）这个终极信仰是无前提的、无条件的。因为“一阴一阳之谓道”或“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质都是“变”，而“变”是无前提的、无条件的，只有“变”是永远不变的、永恒的。因此，只有它才能作为我们的终极信仰。
4. 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的积极影响
没有一个终极的信仰，往往会产生迷信，会造成思想的混乱，会产生教条主义，会生成思维定式，会自己把自己束缚起来，进而退化到动物的本能，更甚者连一般的动物都不如。
比如，一个饥饿的狗如果发现他的前面有一食物，它就会迅速地直扑上去，得到食物满足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狗发现目标（食物）后，则会本能地直扑（选择正确的方法与途径）上去，获得食物（达到目的）。在这个过程中，狗肯定会处理好“目的与手段、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人会说，狗是愚蠢的，如果在食物与狗之间事先挖有陷阱，狗不是掉入陷阱了吗？但在通常的情况下，狗与食物之间并没有陷阱。人在思维定式的作用下会导致思维僵化，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混淆目的与手段、方法之间的关系，把方法、手段当成目的。比如，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目的都是不断地提高全民福利水平，实现国富民强，至于走那一条道路（方法、手段）实现这个既定的目的，各个国家应该依据自己不同的现实前提进行选择。我们不应该因为那个国家走了某一条道路获得成功，就拿来照搬；更不能因为别的国家走过了一条成功的道路，而这个国家的前提又与我国的前提基本一致，就因为制度的形态不同，就坚决不走他们的成功道路。因为目的是重要的，而道路（方法手段）是可以广泛选择的。我们不能因与某些发达国家的制度形态不同，就排除它们走过的道路的合理性，这样我们就会比动物还愚蠢！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硬性地把股份制、市场经济等等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孰不知，就连“资本主义”本身也只是“道路、方法、手段”的问题，而不是目的的问题。我想，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目的决不是发展所谓的“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既不能吃，也不能喝！而只是人为的“命名”！
因此，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彻底地打破思维的定式，从各种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即具有智慧的人，否则，我们就变成了自以为聪明无比的“智猪”！怎样才能变“智猪”为“智（真）人”呢？那就是我们必须抛开个人或小集团自私、狭隘利益的思想观念，认知到个人的、小集团的利益与他人的、集体的、全局的利益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统一的。把个人的小聪明变为大智慧。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大智慧呢？从张顺江教授关于对杨振宁教授的《大战略》的破解中，我们就可以体悟到“大智慧的实质内涵”。
张顺江教授经过在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和思维科学领域的长期不懈的探索，从道、经、技三个层面开发出了逻辑一贯的决策科学体系。在《本元论》中通过研究人类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宇宙的起源三大科学难题，最后追溯到终极的信仰问题。这个终极的信仰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或对立统一规律。或者‘表述为——“没有一个终极的信仰”，正是这句“没有一个终极的信仰”成了终极的信仰，这个信仰的实质就是“变”。“变是不需要任何前提的”。这就打破了上帝创世、上帝全能的迷信。在《法元论》中，他提出学科的开端是定义性公理，学科的定性公理也就成了科学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信仰，只不过这个定义性公理是有前提的。所以，如果谁无条件地相信它，那就是迷信。这种迷信往往会束缚住科学家的头脑，使理论难以创新。如牛顿迷信时空的绝对性，只能提出牛顿力学，这种力学只能解决中观的力学问题，而不能解决宇观和微观的力学问题。由于它在观念（信仰）上没有突破时空的相对性，所以，在宇观和微观领域就没有什么建树。而爱因斯坦正是在突破时空的绝对性的基础上，发现了相对论量子力学，才解决了宏观与微观的力学问题。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张顺江教授在深入地对我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原著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弘扬传统文化的观点。从中提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第一公理——一阴一阳之谓道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在一致性。
5. 对解决我国现代思想混乱、信仰危机的作用
第一公理的提出，可能使一些人感到不解，其实，我们只要对第一公理的抽象模式——太极图进行简单的研究分析，就会发现太极图绝妙地体现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我坚信，用第一公理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指导思想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当成绝对真理去捍卫，我们一定能够做到彻底解放思想，这对于我国今后解决思想混乱、信仰危机等问题会引起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更应该提出的是坚持第一公理就能很好地对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进行彻底、有效的免疫。也就是说，只有第一公理才能永远“坚持”，因为第一公理是“变”，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对立统一规律。尽管各自对第一公理的表述不同，但都是“变”，坚持第一公理就是“以变制变”，只有“变”是永远不变的。
1）它能解决传统与现代的对立
首先依据第一公理可以轻易而举地解决我国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使传统与现代统之于一元。长期以来，我们中的多数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其实这种理解说明他不懂传统文化，或者不是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试想如果在我国不存在适应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生根、发芽的历史文化前提，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我国得以实践。正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同的观念，所以，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我国得以实践。故而，我们不能因为提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彻底抛弃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更不能做一个国粹主义者不加分别地对传统文化顶礼膜拜，而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西方优秀文化加以排斥。张顺江教授的一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弘扬传统文化”就在思想上解决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
2）它能解决东方思维方式主要是西方思维方式的对立；
随着走出原始的混沌，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方面逐渐产生了不同的偏向。
西方人偏重于形而上学思维，往往容易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很难理解一分为二（二为非一）、合而为一。因此，呈现出的整体思维模式是“直线思维”。东方人偏重于辩证思维，往往习惯于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对待具体的问题能够一分为二，也能够合而为一。所以，呈现出的整体思维模式是“曲线思维”。
如果抛开具体的前提，我们不能说那一种思维模式更加优越。用第一公理——一阴一阳之谓道作为心用的工具对此进行分析，我们只能说这两种思维方式各有偏颇，各有各的优缺点，各有各的适应前提。比如西医偏于形而上学治疗，针对严重的病情——恶性肿瘤，一般不是先研究发病的原因，然而系统地进行治疗，因为这样很可能会丧失积极治疗的机会，只是孤立地、片面地看待这个问题，采用手术的方法先把肿瘤拿掉，这种治疗方法对于治疗一些急发性疾病来说是非常适应的，如果采用中医的治疗方法，全面地、联系地、发展地看待病情，很可能会贻误积极治疗的良机，但是西医往往是治表不治本的。中医辩证施治往往是全面、发展、联系地分析发病的原因，然后进行系统的治疗（调理），最后一般能够达到治表治本的效果。但是它的治疗周围较长，因此只适应于治疗慢性病。又如西方人偏于直线思维，但是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能够大量地节约时间资源；东方人偏于曲线思维在不少情况下使东方人变成了“小精细儿”，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过于注重形式，忽视了内容，结果可能造成大量时间资源的无谓浪费。西方直线思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此，在西方国家实施法治相对比较容易；而在东方尤其是在我国，由于偏于曲线思维，讲究“曲而通”、一分为二看待问题，往往实施法治相对较难。虽然，中国人似乎一直在追求情与理、情与法的结合统一，然而，很少能够做到，常见的情况却是情大于理、情大于法，“人治”现象相当严重，很难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是以铁面无私著称的“包青天”在处死犯人的时候，还要用不同的“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来为死囚分一分等级高下。
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的“一阴一阳”结合而成的矛盾为我们提供了思维的工具，我们应该在具体的问题面前，有选择地采用不同的思维模式，最好把不同的思维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应用。该辩证时辩证，该形而上学时形而上学，最可怕的情况是该辩证的时候却形而上学，该形而上学时却辩证了 !
3）它能解决东方发展模式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对立
由于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走过了迥然不同的两种发展道路。
东方思维偏于辩证思维，全面、发展、联系地看问题，往往习惯于从整体上把握问题的实质。而在古代缺乏技术手段的情况下，从整体上把握问题的实质只能依靠“内学”，即内悟——把自己的身心当成一面镜子，认为只要能够涤除玄览——除去上面的灰尘就能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这种思想如果向极端发展就会使人陷入神秘的体验之中，对科学研究几无补益。为了求稳怕乱，统治阶级极力排斥处于萌芽状态的“科技思想”，把它们视为“智巧”。提倡“大一统”思想，重视“士农”，忽视（或）、排斥工商。这种思想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这使我国这样一个因“古代四大发明”曾经为人类科技发展起到过重大贡献的东方大国，最终却没能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也没能象一些西方国家那样顺利地进入资本主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我国古代缺乏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条件下，能够在很长的时期内实现大一统，使人民免于战乱之苦，确实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与东方人的思维方式相对，西方人偏于形而上学思维，但形而上学思维并不是一无是处，实际上，这种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利于西方人的“外求”——研究自然科学。以这种思维方式为主的形式逻辑有利于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因此，杨振宁教授称西学为“外学”——即“外求”之学。这种思维偏向虽然成就了西方近现代的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但西方国家却经历了中世纪漫长的、暗无天日的时期，国与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为数众多的小国语言不同、文字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这些问题在现代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在古代就不然了。因此，我们也不能因为现代西方科技先进、国家繁荣，就一味地崇拜西方以及西方的思维模式和发展模式。其实，西方国家现在也存在着一些痼疾，如现代西方世界虽然学会了驾驭自然，但是，却没有会驾驭他们自己。
综上所述，东西方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造成了发展模式的不同，如果我们依据第一公理——一阴一阳之谓道对此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或是发展模式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偏阴偏阳”的病态。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不应该是相互排斥的，而应该是相资为用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都是“偏于”一个方面，因此，它们都包含着对立面的因素。这就把东西方的发展模式统一起来了。
4）它能解决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对立
大凡具有世界性的宗教都有一个“宗”的问题，这个“宗”必须是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比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过“苦”的体验，故而，解决“苦”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关心的问题。所有世界性的宗教无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否则，就形不成“宗教”。如佛教认为人生是“生苦”，劝告人们皈依佛门，依照佛法进行修行，从而解脱“生苦”；基督教认为人原来是有罪的即“原罪”，号召人们在此生中积极地、虔诚地、坦然地“受罪、赎罪”，死后重新升入天堂；伊斯兰教在某种程度上是基督教的变种——只是把上帝换成“真主”而已。
可见，世界性的宗教都要解决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宗”的问题，宗教都是在提出问题之后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教义”，“教”是要解决信仰问题的。总而言之，宗教就是依据某种信仰解决人们的现实苦难的方法，后来才形成各种教团组织。张顺江教授在掌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最新知识成果的基础上，对人类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且能够自圆其说的结论，提出了第一公理——一阴一阳之谓道或对立统一规律。原来人类、生命和宇宙不是万能的上帝创造的，而是由“热子（能量散的机制）与冷子（能量聚的机制）”组成的永恒的宇宙发动机发动的，“变”成了永恒的主题。这样，宇宙实践产生了生命，生命实践产生了人类。只要人们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那么就不难理解张顺江教授提出的第一公理才是唯一可信的终极真理，才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无条件信仰的。由此可见，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只有第一公理才能解决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对立。
5）它能把对立与统一两种关系在更高的层次上统一起来；
在一般的人甚至是比较聪明的人看来，第一公理的内涵体现了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把对立着的阴阳关系统一起来，做到“不偏不倚”。这种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但笔者认为，这还没有达到认识第一公理的实质内涵的境界。只有把对立与统一两种关系看成“一阴一阳”，把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统一起来，才是第一公理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在对立中统一，在统一中对立，在处理对立统一两种关系时，做到不偏不倚。
5. 对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作用
1） 21 世纪是东西文化交融的世纪；是东西方应该互相学习的世纪
无须置疑，杨振宁教授与张顺江教授对终极真理的看法是相通的。它们都认为，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都是“一偏”，因此，杨教授提出， 21 世纪是东西文化交融的世纪，是东西方应该互相学习的世纪。
2）从杨振宁教授的谈话内容中可以看到的希望和我国在 21 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曙光
杨振宁教授说，中国人注重内学。内学是向内求证，注重自身感悟和体验，在研究方法上讲究“天人合一”，我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我心。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全貌，而对事物的具体细节却不屑一顾。只重视综合、归纳，而不重视分析、推理、演绎。当然这些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但在人文科学方面，在我国古代就取得了巨大成就。西方人注重外学，外学是向外求证，关注身外的一切事物——自然。在研究方法上，在观念性前提确定的情况下，注重于分析、推理、演绎的方法，这对于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要求在分析、推理、演绎的基础上必须进行综合、归纳，最后，不可避免地追求学科的前提、科学的前提和终极的前提（真理），这都需要用东方的思维模式来改造西方的思维模式。东方为了实现现代化也必须学习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研究方法，以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
在这个伟大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略势。发挥自身的优势，克服自身的略势。
张顺江教授认为，外学是容易在短期学到的，因为它不牵涉民族的文化基因问题。就象前面我们列举的关于杨振宁教授研究中所举的例子，中国人在外学——自然科学方面能够在短时间内学会。内学是不容易在短期学到的，因为它牵涉到民族的文化基因问题。这并不是我们无端地持有文化优越感，而是一种现实。因为，辩证法能够涵容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不能涵容辩证法。只要我们今后既重视内学，又重视外学，把对外学的“不屑一顾”和排斥态度转变过来，在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变革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下，就会在短期内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达到领先地位。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东方人重视外学，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手，这已经为历史和华人科学家在西方科技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所证明。美国人有一句常话，即“美国的钱装在犹太人的钱包里，美国人的智慧装在华人的脑袋里”。
5. 需要具备的前提——彻底解放思想
上面的结论应该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我们需要彻底解放思想，使我们完全去掉“动物的习气”，转迷成悟，成为真正的人。那些“智猪”也应该把“猪”的一面彻底去掉，成为“大彻大悟”的人即“现代佛”。
1）彻底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
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饱尝了“教条主义”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成的苦果。既是到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 21 世纪，仍然能够看到一些教条主义在左右我们的思想，使我们难以理智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正确决策达于意志的自由。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彻底摆脱教条主义对我们思想的束缚，以“真正的人”的“慧眼”洞悉今日的世界。
2）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立统一规律，而不为马克思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欧洲的社会经济现实前提所得出的具体理论所束缚。
为了彻底解放思想、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基本原理）——对立统一规律，体认到对立统一规律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内在一致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坚持张顺江教授所说的第一公理，只有第一公理才能够坚持，因为它的实质是“变”。如果当初的革命时期，我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象王明一样死抱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理论，就决不会取得革命胜利。因为当时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前提条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理论所依据的具体前提条件是大相径庭，坚持他们的具体理论就是教条主义。如果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就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如果毛泽东依据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理论，就不会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事实恰恰相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了全国的胜利”的大战略。细想起来，制定出这种大战略是多么的英明！多么的令人叹服！
3）积极依据我国现实的前提条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为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良好的基础。
令人奇怪的是，建国以后我们我们却走了一条与革命时期完全不同的一条思想路线，……这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以致造成的消极影响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我们。
本来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褒义的名词，社会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对立统一体，社会主义就是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之间的矛盾和谐统一的系统主张（学说）或制度。我们不应该把本来并不属于“社会主义”东西硬性地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世纪，我们在 21 世纪既面临着大好的机遇，又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有人说， 21 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人的智商仅次于犹太人，在世界上各民族中处于领先地位。这已为海外华裔对世界所作的贡献所证实。我们现在担心的不是“ 21 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命题是否成立的问题，而是担心“ 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能否成立的问题。也就是说，“ 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命题。因为它需要一些前提条件，那就是要彻底解放思想，抛开狭隘、自私的“小聪明”，获得“灵性解放的大智慧”。面对今日中国的具体情况和世界形势，利用第一公理——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心用的工具”，不断地调整自身的机制，即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为 21 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对张顺江教授《大战略破解》中关于中国前途与世界前途的论述的评论
张顺江教授作为一个大思想家、哲学家、决策学家和核工程专家，他极大的胆识和勇气、超越常人想象的刻苦治学精神、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的渊博知识，与其他一些专家开发出了决策科学，为人类“灵性”的解放做出了重大的的贡献。
他溯本求源，深入研究以《易经》、《道德经》、《儒学》为源头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如《儒家心理研究——自导式管理》、《老子正意发挥》、《现代易学与决策科学》等等。在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地对杨振宁教授的谈话进行了客观的评述。
1. 他从杨振宁教授的谈话中分析东西方文化各自的优缺点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他认为产生这种差异是正常性，并且发现东西方文化与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称性，因此各有其优缺点，都属于“一偏”。从西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优点中，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东方的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缺点，同样，从东方文化与思维方式的优点中，我们应该能够看到西方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缺点。关键是能够认识到东西方在文化与思维方式方面存在的这种差异和不同，进而把它们的缺点避开，把他们的优点统一起来。
2. 东西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得失
前面我们谈到，第一公理能够解决东方发展模式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对立问题。如果我们依据第一公理再次深入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东西方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利弊得失方面存在的对称性。
1）东方（中国）封建社会的御用学者为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易经》、《老子》、《儒学》的精神实质，把他们变成了御用的思想工具。如东汉的统治者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绌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排斥所谓的“思想异端”，只提倡儒家思想。然而这时的儒家思想已经经过董仲舒的改造，窒息了儒家思想中的革命性精神。提出了束缚人民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仁、义、礼、智、信）”及“四大绳索（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由于这种文化思想的作用，我国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发展模式不同，经历了漫长的、“大一统”的封建社会，其间虽然也不乏“改朝换代”战乱，但相对于当时的西方，我国人民在相当长时期内，过着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所向往的农耕生活。在学术研究方面，重视“内学、内省”，重视“人学”，排斥和忽视了“外学”，视“科技”为“巧智”，鄙视工商业，导致对工商业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扼杀。
2）西方没有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而是经过黑暗的“中世纪”之后，奇迹般进行了工业革命，他们的文化与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重视“外学”，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视工商业，从而使科学技术得以迅速发展，造就了现代的工业文明。现在西方人虽然学会了驾驭自然，但是并没有很好地学会驾驭自身，以致在西方社会在发展中出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时至今日，实际虽然发展到了 20 ％的人工作就能使 100 ％的人过上好生活的水平，但一些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学者聚在一起，分析研究今日世界的形势时得出的一个结论却是“好日子不得好过”！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可以肯定，这是一个依靠西方文化和思维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
3. 东西方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前提
东西方社会要想实现健康协调地发展，必须首先认识到各自在文化和思维方式上的片面性。相互之间存在着对称性，应该相资为用，而不应该相互排斥。因此，东方应学习西方的外学——积极研究西方的自然科学，推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学习西方的思维模式，以完善我们自己的思维，使我们的思维成为一种无偏的思维。西方应学习东方的内学、内省、内悟和天人合一理念，以解决现实的各种社会问题
4. 东西方文化的归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东西方文化归一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因为，在今天的这种形势下，如果一种文化或者一个国家不能溶入全球一体化进程之中去，就必然被世界所遗忘，成为地球的弃儿，被国际社会开除“球籍”。这也应了我国先哲的预断——天下殊途同归，一致而百虑。（《易经》系辞）
5. 对学者的告诫
在《大战略破解》的最后，张顺江教授站在全球文化的原点（最高峰）上，对各类学者提出了恳切的忠告。我想这种忠告对于各类学者都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张顺江教授作为一个大思想家和决策学家，研究开发的就是使人“见性成佛”成为“真正的人”的决策科学。而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首先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是！
1）对自然科学家的告诫
自然科学家在看到“外学——西学应世事”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学——内学致身心”的妙用，切不可因噎废食，丢掉了自己的灵魂。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既要有分析、演绎又要有归纳、综合，当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事实相悖时，不应该再苦苦地从理论本身找出原因，而应该解放思想，从学科的观念性设定中找出原因，并进行观念的更新，这样才能提出适应于新的现实前提的科学理论。
2）对社会科学家的告诫
社会科学家应该具备自然科学家的那种实证精神，潜心研究，理论与实践结合，高瞻远瞩，尽可能地超脱于各种利益关系之外，客观地分析现实问题，依据第一公理，提出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3）对企业家的告诫
面对今天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企业家应该具有哲学家、政治家的头脑，做国际市场经济王国中的明智的统治者。应该理智地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是说，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满足人民的不同需求，争取他们的货币选票，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决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危害消费者的利益，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坑害消费者。作为企业家应该体认到危害消费者的行为是为企业和自己掘墓，是一种自杀行为。
在今天世界还没有统一的情况下，企业家应该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决不能做出危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在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应该依据第一公理——以变制变，也就是说，依据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不同的具体前提——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习惯、宗教和传统等前提，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的市场营销策略，逐步地占领世界市场，建立其自己的经济王国。
企业家应时刻根据第一公理——一阴一阳之谓道，把长远利益与近期效益、局部效益与全局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
4）对国家管理者——政治家的告诫
政治家的任务是促进国家和地区稳定、健康地发展，所以，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观察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只考虑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合情合理地平衡协调矛盾各方的关系，缓和解决根本矛盾，使国家成为一个动态自调协的管理系统。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应该具有博大的胸怀，站在矛盾的协调人的角度上，尽可能地超越矛盾双（多）方的利益关系，做“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家，因为，罗斯福在 1929 — 1936 年期间美国及其其他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大的经济危机的时候，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采取了“损（减损）上（富人、资产阶级）益（增益）下（穷人、无产阶级）”的新政策，遏制并扭转了原先“损下益上”导致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激化的趋势。可见，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罗斯福实施的新政与我国古代先哲提出的“损益之道”是相通的。“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见《易经》损卦的彖辞即断辞）因此，损卦《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君子因此戒除忿怒，窒息欲望）损上益下，长此以往对系统健康的发展是不利的。而益卦正好反其道而行之。益，损上益下，民说（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很显然，益卦对管理系统的健康、稳定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因此，益卦《象》曰：“风雷益，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罗斯福实施新政无非是把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经济现状把“损”的状态扭转过来成为“益”，这样，不但克服了经济危机，而且缓和了阶级矛盾，解决了政治危机。同时也为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解决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树立了榜样。所以，一个政治家应该深知“损益之道”，其精义为，或因益而损，或因损而益，益中有损，损中有益，损之当损，益之当益，运用之妙，存乎于心！
总之，要求各种学者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思想家、哲学家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站的高、看的远，才能很好适应未来世界发展的形势。
五、结论
佛教禅宗六祖慧能曾经说过“人人具有佛性，见性成佛”。至于这个“性”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到了张顺江教授这里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张教授认为，“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决策能力。决策是人对未来实践的方向、目标以及坚持方向、达到目标的方法、手段和原则的决定。自人类产生以来，“决策”这个自在自为之物就一直伴随着人类走过漫长的历史，只是大多数人没有自觉到而已。有人说：“人介于神与动物之间的存在。”这种说法是颇有道理的，能够自觉到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自性”是决策能力，并且通过学习、掌握决策科学，进而在实践中达到主观意志与客观实际的统一，这个过程就是“见性成佛”的过程，就是摆脱动物的习气成为真正的人，进而到达“神”明的境界的过程；就是人类灵性解放的过程。因此，张顺江教授开发出的决策科学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管理领域，而是涉及到了所有人类活动的领域。因为，凡是人类活动的领域，都存在决策问题，都需要学习、把握决策规律，达于主观意志的自由。
张顺江教授对人类文化归一的研究更是气魄宏大、激动人心。他在对全球文化进行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九圣归元论。九圣归元就是三宗（《易经》、《老子》、《中庸》）归一、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归一、三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教）归一，三三得九，九圣归元。九圣归元研究为全球社会的健康发展构筑了坚实的文化前提
三宗归一是张教授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三个源头——《易经》、《老子》、《中庸》进行的归一性研究。他认为，《易经》是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为开端演绎出的辩证法体系；《老子》是以“无与有”为开端演绎出的辩证法体系；《中庸》是以矛盾着的两个极端的中介存在（变中的存在）为开端演绎出的辩证法体系。三宗的开端从表面上看是不同的，但从内容实质上看，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不同表述！
三论归一是张教授在对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进行的归一性研究。他发现三论里面存在有共通的东西，即元（研究对象——矛盾对立统一体）、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信息），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法元论》——大学科方法论。
三教归一是张教授在对具有世界性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进行的归一性研究。他发现，三大世界性宗教的教义中体现出了对人类、生命、宇宙问题的终极关怀，里面蕴含着一定程度上的世界意识。但他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世界意识，只有在九圣归元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世界意识。
无论是三宗归一所得到的辩证体系、三论归一所得到的“元”，还是三教归一基础上得到的世界意识，它们都可以归之于元，即归之于第一公理“一阴一阳之谓道”或对立统一规律。这就是张教授进行九圣归元研究所得出的最终结论。正如国际知名学者、国际周易研究会会长、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先生所说：“《周易》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原点，而且是世界文化的原点”。这个世界文化的原点实质上是《易经》的中第一公理——一阴一阳之谓道。正是基于如上的原因，笔者才把张顺江教授所著的《九圣归元》的附题命名为《高级世界文化管理学》。
如果我们深入、系统地学习把握了决策科学，最后，就能登上世界文化的顶点（原点）——一阴一阳之谓道，那时候，我们再观察周围的一切，就会顿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无上感觉。有学者曾撰写出下面对联：
发乎宇宙之本体，至大焉，至微焉，九圣归元焉，斯为做学问之元定理；
及于运化之殊象，极精矣，极深矣，万法归宗矣，而为研究者之大宗师。
作为世界上著名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教授出于对祖国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怀，在香港中文大学关于《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演讲中提出了“大战略”，这种比较抽象的“大战略”是不易被人所理解的，因为，一般的人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社会科学工作者缺乏基本的自然科学和传统文化知识，自然科学工作者更是缺乏基本的历史文化素养。因此，有必要对杨振宁教授提出的大战略进行现代的诠释、破解。更为重要的是，杨振宁教授作为登上世界物理学顶峰的著名科学家，他的演讲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他演讲的内容实质，就会造成曲解，甚至会造成极大的反面的影响。这对于杨振宁教授的个人声誉和我国今后的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正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核物理专家张康生研究员，才提出一些容易被人误解和不解的问题，请他的老同学张顺江教授进行回答。通过细致地研读张顺江教授的《大战略破解》，笔者觉得他使杨振宁教授在《中国文化与科学》演讲中提出的“大战略”明晰化为可以操作的方法手段，破解了杨教授在某些抽象（模糊）用词方面的实质内涵，为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的伟大复兴指明了道路。
杨鸿杰 于 2000 年 5 月 21 日 北京大觉寺元源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