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做惊天动地人-记58届校友张顺江
 

    张顺江先生,北京清河人,当代知名学者。现任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智泉育人决策管理研究院院长。虽年近七旬,犹坐如钟,站如松,动如风,思维敏捷,声震屋宇。斯人何以从农家子弟成长为世界著名学者,个中经历,相信必对后辈学子有所启示。

国恨家仇育奇志
边关大漠献丹心

    话说1937年。芦沟炮响,倭寇发难。时驻清河29军之一部。不忍国土沦丧,拒绝南撤、奋起抗击,在小营一带与日军死战,杀敌无数,全部壮烈殉国。日军兽性大发,见人就杀;血洗清河,罹难者三分有二。当时先生之母正身怀六甲,逃难之中几次险些被鬼子挑破肚子。故先生未出娘胎,即遭亡国之痛;洎乎成人,又亲眼目睹日寇残害我同胞,活埋、刀砍、狗咬、灌凉水、日本小妞踩着中国小孩背上过水沟,桩桩件件。血泪斑斑,深仇大恨,使先生从小立志——中国人必自强自立,死也不能当亡国奴。!国恨家仇,激励先生发奋读书,练武习文,1958年于北京四中毕业时,更是一门心思要去搞原子弹;要让洋人永远不敢欺侮中国,遂报考中国科技大学原子核工程系,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远赴西北边关,于戈壁深处从事核工业理论研究、工程设计及指导施工长达23年,远离市井繁华,日对大漠孤烟,为“两弹一星”上天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核工业部颁发的荣誉证书,成为“祖国不会忘记你们”的科技群英之一。

    百余年来,国人宿愿只有两个;一是不挨打,二是不要挨饿。曾为中国不再挨打而奉献出青春与汗水的顺江先生,其爱国情怀至深至切。成名之后,曾有外国知名企业重金求聘,要他协做决策规划以战胜一切竞争对手;问及是否包括中国企业,答曰必然;先生勃然大怒。“我若助你,与汉奸卖国贼何异?!”断然拒绝了这唾手可得的金钱和利益。

    如今像先生一样为报国恨家仇而读书者似乎越来越少了,倒是为“实现个人价值”而读书的鼓吹随处可见。更有“盛世”颂歌不绝于耳;虽然有些场合还在唱国歌,但不知还有几人尚能感受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假如国歌变成了口头禅,无疑是国人最大的悲剧。然未来能成大器者,则必定属于为家国天下而读书之人。凡如先生一样为国家民族自愿选择吃苦受累者,既使你默默无闻,历史(起码是中国历史)对你的敬意也必远在那些“个人价值实现者”之上。

九圣归元明大道
四十年穷理觅玄踪

    书生报国,吃苦受累理所应当,来不得半点埋怨,怕就怕一腔热血付之东流。先生曾亲身参与一项国防重点工程,整整干了13年。然工程接近完工之日,就是工程下马之时,理由是形势没有当初决策时所想得那么坏。作为先生本人,精忠报国,尽书生本份,青春无悔;但对国家民族而言,仅此一项工程的损失就足够全国知识分子涨一级工资。人为什么不能先知先觉以防止损失发生呢?问题一提出,当即招来一顶“唯心主义”大帽子。但残酷的现实却令书生不得不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缘何落后,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决策失误。据有关资料显示:一个“大跃进”,损失1200亿;一次“文革”,损失6000亿;1976-1978年间的“洋跃进”,又损失2300亿。正是这次次重大决策失误,使中国错过了经济腾飞的最好时机。故加强决策研究,力争先知先觉,实乃“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篇》)。

    难道人真的不能先知先觉吗?那么张子房何以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诸葛亮何以能“未出茅庐,即知天下三分”;老子何以主张“不窥牖,见天道;不出户,知天下”(《老子》第47章)?难道中国古人对于先知先觉的探索就真的一无可取吗?太乙、六壬、奇门、遁甲、纳甲法、梅花占、子平术、一撮金,这种种《周易》象数之学的应用,虽被讥为封建迷信,却开世界以建立数学模型探索未来之先河。《推背图》、《马前课》、《藏头诗》、《烧饼歌)、《金陵塔藏碑》、《黄案禅师诗》,这种种预言未来的谶言谶谣,虽被贬为浅见妄言,恐难以抹杀其中折射出的探索精神。难道现代中国人就不能比古人做得更好吗?

    于是,从沉重的反思起步,先生开始了“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艰辛跋涉。他利用业余时间深入调查,博览群书,广泛与国内外未来学研究者接触,发动成立了中国未来研究会,1979年翻译《未来的冲击》,1981年参加中国决策科学研究方法研讨会且于会后推出“决策”概念定义,1986年主笔《决策学基础》并在武汉大学创办决策管理科学研究所,逐渐由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成为中国决策科学研究第一人。

    人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先天具有先知先觉能力即决策能力。世间万物之中,唯有人能“想好了再做”,这“想好了”的过程就是决策过程。故决策学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