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顺江先生，北京清河人，当代知名学者。现任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智泉育人决策管理研究院院长。虽年近七旬，犹坐如钟，站如松，动如风，思维敏捷，声震屋宇。斯人何以从农家子弟成长为世界著名学者，个中经历，相信必对后辈学子有所启示。

国恨家仇育奇志
边关大漠献丹心

    话说1937年。芦沟炮响，倭寇发难。时驻清河29军之一部。不忍国土沦丧，拒绝南撤、奋起抗击，在小营一带与日军死战，杀敌无数，全部壮烈殉国。日军兽性大发，见人就杀；血洗清河，罹难者三分有二。当时先生之母正身怀六甲，逃难之中几次险些被鬼子挑破肚子。故先生未出娘胎，即遭亡国之痛；洎乎成人，又亲眼目睹日寇残害我同胞，活埋、刀砍、狗咬、灌凉水、日本小妞踩着中国小孩背上过水沟，桩桩件件。血泪斑斑，深仇大恨，使先生从小立志——中国人必自强自立，死也不能当亡国奴。！国恨家仇，激励先生发奋读书，练武习文，1958年于北京四中毕业时，更是一门心思要去搞原子弹；要让洋人永远不敢欺侮中国，遂报考中国科技大学原子核工程系，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远赴西北边关，于戈壁深处从事核工业理论研究、工程设计及指导施工长达23年，远离市井繁华，日对大漠孤烟，为“两弹一星”上天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核工业部颁发的荣誉证书，成为“祖国不会忘记你们”的科技群英之一。

    百余年来，国人宿愿只有两个；一是不挨打，二是不要挨饿。曾为中国不再挨打而奉献出青春与汗水的顺江先生，其爱国情怀至深至切。成名之后，曾有外国知名企业重金求聘，要他协做决策规划以战胜一切竞争对手；问及是否包括中国企业，答曰必然；先生勃然大怒。“我若助你，与汉奸卖国贼何异？！”断然拒绝了这唾手可得的金钱和利益。

    如今像先生一样为报国恨家仇而读书者似乎越来越少了，倒是为“实现个人价值”而读书的鼓吹随处可见。更有“盛世”颂歌不绝于耳；虽然有些场合还在唱国歌，但不知还有几人尚能感受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假如国歌变成了口头禅，无疑是国人最大的悲剧。然未来能成大器者，则必定属于为家国天下而读书之人。凡如先生一样为国家民族自愿选择吃苦受累者，既使你默默无闻，历史（起码是中国历史）对你的敬意也必远在那些“个人价值实现者”之上。

九圣归元明大道
四十年穷理觅玄踪

    书生报国，吃苦受累理所应当，来不得半点埋怨，怕就怕一腔热血付之东流。先生曾亲身参与一项国防重点工程，整整干了13年。然工程接近完工之日，就是工程下马之时，理由是形势没有当初决策时所想得那么坏。作为先生本人，精忠报国，尽书生本份，青春无悔；但对国家民族而言，仅此一项工程的损失就足够全国知识分子涨一级工资。人为什么不能先知先觉以防止损失发生呢？问题一提出，当即招来一顶“唯心主义”大帽子。但残酷的现实却令书生不得不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缘何落后，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决策失误。据有关资料显示：一个“大跃进”，损失1200亿；一次“文革”，损失6000亿；1976－1978年间的“洋跃进”，又损失2300亿。正是这次次重大决策失误，使中国错过了经济腾飞的最好时机。故加强决策研究，力争先知先觉，实乃“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篇》）。

    难道人真的不能先知先觉吗？那么张子房何以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诸葛亮何以能“未出茅庐，即知天下三分”；老子何以主张“不窥牖，见天道；不出户，知天下”（《老子》第47章）？难道中国古人对于先知先觉的探索就真的一无可取吗？太乙、六壬、奇门、遁甲、纳甲法、梅花占、子平术、一撮金，这种种《周易》象数之学的应用，虽被讥为封建迷信，却开世界以建立数学模型探索未来之先河。《推背图》、《马前课》、《藏头诗》、《烧饼歌）、《金陵塔藏碑》、《黄案禅师诗》，这种种预言未来的谶言谶谣，虽被贬为浅见妄言，恐难以抹杀其中折射出的探索精神。难道现代中国人就不能比古人做得更好吗？

    于是，从沉重的反思起步，先生开始了“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艰辛跋涉。他利用业余时间深入调查，博览群书，广泛与国内外未来学研究者接触，发动成立了中国未来研究会，1979年翻译《未来的冲击》，1981年参加中国决策科学研究方法研讨会且于会后推出“决策”概念定义，1986年主笔《决策学基础》并在武汉大学创办决策管理科学研究所，逐渐由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成为中国决策科学研究第一人。

    人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先天具有先知先觉能力即决策能力。世间万物之中，唯有人能“想好了再做”，这“想好了”的过程就是决策过程。故决策学即“人学”，那么就必须弄明白有关人类起源、生命起源、宇宙起源、人类精神历程等一系列问题。通过研究《易》之阴、阳，道家之有、无。佛家之色、空，先生发现科学的第一公理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即对立统一律。通过周易、儒学、老子三宗归一，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教归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三论归一，九圣归元，先生理出了人类精神历程的脉络及未来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以对立统一律为基础，先生提出了“冷子论”假说－既然热力学第二定律认定热量只能由高向低扩散至平衡而导致宇宙因“热寂”而毁灭（姑且称之为“热子论”），则必然存在如凸透镜、叶绿素之类能将热量由低向高聚集的对立系统而使宇宙得以新生－从而对宇宙起源提出了自己的解释途径。从对立统一律出发。先生演出了对宇宙论、生命论、实践论、道论、观念论、逻辑论、决策论、知识论的全面系统综合研究，探索对人类全部知识构建一个逻辑一贯的知识体系；为人类发挥生而有之的决策能力，以把握未来提供一系列大科学方法论思路。由此一路研究下去，耗时38年，先生终于完成了由理念篇，理论篇、应用篇三部共14卷，洋洋1500万言构成的宏篇巨著－《中国决策学》，构建了属于中国、属于顺江先生自己的决策学理论体系。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完整介绍先生的创造性思维理念；当然，你也尽可以不同意先生的观点，甚至完全推翻先生的理论体系也未尝不可。但是，你不能不叹服先生那38年如一日专注于一门学科研究的治学精神，那平均每年著述近50万字的勤奋精神，那敢于突破传统界限，将古今中外文化兼收并蓄融为一炉的创新精神。但愿这些精神能在更多的四中学子中传承下去并能进一步发扬光大。”

力攀绝顶犹思始
广栽桃李报师恩

    先生幼年家贫，1949年小学毕业后曾辍学三年，在家务农，因而他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受教育机会，对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神圣使命的老师更是充满崇敬之心。他永远也忘不了自己当年作为20中首批考进四中的两名学生之一，返校时校长亲自在校门口迎接、欣喜若狂；忘不了四中的屈大同班主任和各位任课老师的谆谆教诲；忘不了中国科大关肇直、姜圣阶、钱三强、华罗庚、张文裕、王淦昌等各位名师的辛勤栽培。他认为一个人能否成才，天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机遇；能够得遇名师，无疑是人的一生中最为难得的机遇。而报答恩师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自己也去当老师，去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材。

    自1982年起，先生开始倡导社会力量办学，先后举办信息与新技术革命讲座、决策科学知识大型函授班及各类研究班、研讨班，在全国巡回讲学，共培养决策管理人才3万余人；退休后筹建智泉育人决策管理研究院并自任院长，举办了多期全封闭式的“中国商战黄埔军校特训营－大战略智慧启迪”研修班；2004年2月又与有关机构合办“中国决策学博士后课程研修班暨企业家明显班”，至今仍奔忙在寻找英才、培养英才这一特殊战场上。其最大的心愿就是得一后辈英才传之以衣钵。

    何为英才？埋头苦干尽忠报国固不必说，但苦干并不一定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当决策失误时甚至可能意味着巨大的破坏。故先生的教育理念绝非是培养只会拉车不知看路的纯技能型“匠才”，而是要培养成千上万能先知先觉以驾驭未来的战略型决策人才，而且这种培养必须从小开始。故先生对母校四中寄与厚望，希望母校能引导学子掌握大智慧，树立大志向，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创造经济价值，创造社会价值，创造历史价值，这才是“尚我四中精神”的真谛。

    先生对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文化充满信心。在采访结束时，先生作出预言。2024年将是中国的全面腾飞之年，而到2050年，中华文化必将领先世界潮流。我相信先生，更希望先生的预言能更早实现。愿我四中学子能为这天的到来努力拼搏，做出更大的贡献。

张自强（65届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