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顺江答 张康生问

2000 年 5 月 12 日

于西山大觉寺路 5 号 灵象轩

（一）、问：杨振宁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演讲在《参考消息》上发表后，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张教授，您也是从事自然科学后转向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能否谈谈杨教授所讲的主题《中国文化与科学》，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答：讨论这个主题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首先，我想应指出的是“中国文化与科学”这一论题看似简单，却是一个非常艰深难解的问题。可以说，自1840年以来就是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未曾破解的难题。所以，杨振宁先生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觉得特别值得讨论的几点，提出来跟大家讨论。”其内涵涉及面之广、基础概念之艰深，没有深厚的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与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对中国古文化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历程没有洞如观火的了解，我想，是不敢说三道四的。因为这种说三道四，是指向未来的，必然对未来有深远的影响。用中国古先哲（老子）的一句话概括之，就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其次，关于什么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科学”这些最为人常用的概念，深入地研究起来，都是不了了之的难题。因为，据说杨振宁先生就说过这样一句话：“物理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哲学，而哲学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宗教。”（参见《今晚报》2000年2月14日报道）因此，我想杨振宁先生在演讲《中国文化与科学》时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在谈论“中国文化与科学”时，首先应对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科学”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因为正是“文化”与“科学”的概念构成了所论及的问题的“尽头”，亦即开端。当然文化与科学的概念也并非是“尽头”。因为正如杨振宁先生所说“哲学的尽头就是宗教”。在这里又出现了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宗教的问题。

    我和杨振宁先生都是张文裕先生的学生，都是多年研究核物理学的工作者，而后转向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关注，所以，对杨振宁先生的谈话倍觉亲切，对其所论及的问题也倍感重要。

    其一是体认到无论是物理学研究、还是化学研究、还是力学研究或艺术研究，向上、向下求索都会步入哲学的领域，（正是这种“步入”反映了研究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广博而后归朴进入哲学领域，从而触类旁通、跳出具体学科的范围限制，走向更高级的综合。）如原子物理学的创始人海森堡对物理学的研究、对开端的探求，使他步入哲学的领域；薛定谔对物理学的研究使他步入对生命起源的探求；维纳对控制论的研究使它步入对社会、对生命的研究；牛顿对力学的研究使他皈依宗教；如此等等。他们都是在寻求能解说各门学科的“元定理”。

    其二，体认到杨先生作为海外赤子不忘强国富民之心，由物理学转向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是想探求近百年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的原因。因为其落后的重要表现就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滞后。所以《中国文化与科学》的讲演就具有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先谈第一个问题，即对“文化”与“科学”的理解。

    文化是历史上人类理论实践与行为实践的结晶，与现代人类社会实践和行为实践的总和。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则表现为，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上理论实践和行为实践的结晶，与现代社会理论实践和行为实践的总和。就中国来说，中国文化就是中国历史上中国人的理论实践和行为实践的结晶，与现代中国人理论实践和行为实践的总和。中国人历史上理论实践的结晶主要表现为文字记载的典籍，以序为列构成了“国学1 、国学2、国学3……国学n”的“流”，而行为实践的结晶则表现为地上、地下的古迹文物；而现代中国人的理论实践则表现为在对这种历史继承并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的科学思考、研究与成果，其行为实践则表现为在这种理论思考成果的基础上，人们的社会活动的总和。

    科学是以公理（设定）为前提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产生的逻辑一贯的知识体系。如平面几何学就是以几条公理（设定）为开端产生的逻辑一贯的知识体系。科学按其研究对象来分类，可以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按其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来分类可分为精神现象学、行为现象学与物质现象学；从主体与客体不可分离去考察，则归朴于“元科学”，而元科学就是中国古代提出的道学、理学、玄学。这也正是现代原子物理创始人之一海森堡所发现的，在微观物理学的研究中，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不可分离的效应；现代控制论、信息论发现的要确定客体所携带的信息，首先要确定观察者的分辨能力；而系统论的研究向上探求导引出了科学的科学、元概念―“观察者是什么人”观念的产生。可见今日科学的追本溯源把我们引向“天人合一”的理念、“元”的科学。

    为了清晰理解如上的思想，我们有必要对什么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做出进一步的阐释与说明。

    什么是自然科学：所谓自然科学是研究物质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的科学。它以你、我、他―“人”外之物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的主体是你、我、他―“人”。因此，对物质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的研究，就脱不开人的（历史的、现实的人的）认知能力。这使“人”认知的规律就不能不带上主观的色彩，用哲学的语言表述就是“真理的相对性”，在西方就是波普尔发现的“真理只能证伪，不能证实”的结论。这一观念用中国古代先哲老子的话说就是“道可道，非常道”，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真理是一个过程”。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观念的正确性。

    关于自然科学又可做如下表述。自然界是一个无穷尽的谜，科学家正是为寻求其谜底不断地进行探求，并在现实的、主观的认知能力下，抽象出观念的设定（如时空的绝对性），再经严密演绎就得到了逻辑一贯的知识体系，就称之为某一领域的自然科学，如“牛顿力学”，并用之指导自身的实践。当自身的实践结果证明预想的结论正确时，这一科学就构成了“真理”；一旦发现实践（原子物理试验）的结果与预想的（牛顿力学）结论相悖时，真理就变成了谬误。这种谬误要求人们再去探索与追求，并导致新观念的设定（时空相对论）的产生，以新观念为开端演绎出逻辑一贯的知识体系，就是新的“自然科学”（量子力学），标志着人们对真理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可见旧理论在实践中出现谬误，是新理论产生的曙光。

    自然科学使人们把握物质变换的规律，进行机械的发明与创造，大大地提高了生产的效率。

    什么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科学。

    历史与当前对社会的研究，是指对“巨人”的研究，是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人类社会的研究一般又局限（开始）于对中观社会的“巨人”的研究。

    什么是中观社会―即集体、企业、民族、国家……。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中观“巨人”的研究要向两个方向发展：微观的“人”的研究与市场全球化的大“巨人”的宏观的研究。
这正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到现代对自身研究的深入。正如罗素在研究中所指出的，关于研究（指数学）可以向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是在已知的前提下看（研究）它可以推演出什么，这一般是用分析法、逻辑演绎方法、形式逻辑就能得到的结论。一种是我们不问这个前提可以推演出什么，而是问这个前提是怎么得来的。罗素对数学前提的追寻引导他发现了“罗素悖论”，从而驰名世界。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用形式逻辑就不够了，它必然要求人由形而上学思维上升为辩证思维，并具有高超的抽象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体认中国古先哲的 “大道玄同”。

    关于中观“巨人”―社会研究的两个走向：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能力的巨大发展，全球市场经济的出现，迫使人们不能不放眼世界去思考问题。这就使中观的社会―企业、集体、民族、国家―的研究不能不向超越民族和国家狭隘边界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研究者面对五花八门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现实，如何从万有中抽象出具有不同特殊性的民族、国家的共性，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急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必然导致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走向。

    一大走向是中观社会系统研究向更广大范围延伸，从全球的角度出发对宏观社会的巨系统的分析与研究。这种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对人类社会整体的研究，必然要产生超越民族文化、超越国家文化（制度）的新的思维观念。而这种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新的观念又必然隐含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观念之中。这就是说，对宏观社会巨系统的研究产生的新观念，必然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特殊性中的共性，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观念中固有、巩固、同一的东西。这个东西就只能是组成社会的原子―“人”。

    另一大走向是对“人”的研究。关于对“人”的研究就象物理学对物质的研究，追本溯源寻求到对原子核、光子的研究一样，步入了对物质世界的归朴性研究、哲学研究。如果说物质世界是由光子、原子、分子……组成的话，那么人类社会组成的“原子”―最小单位就是“人”。就现实的社会而言，无论大、小和表现的性质特征如何的不同，它们都是由“人”组成。而对人的研究又产生两个走向：一个是对人的本质的研究，一个是对人的行为现象的研究。前者导向了对人的精神现象和心理现象的研究，后者导致的是对人的行为现象、社会现象的研究。而对历史的、现实的精神现象与行为现象、心理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必然导致由现实的精神现象与行为现象追溯历史的精神现象和行为现象的研究，并在这种研究中了解人类社会精神现象和行为现象发展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逻辑的认知与理性的探求，最后必然地导向对意识开端的研究，生命起源的研究，宇宙起源的研究，也就是哲学的研究，即道学、理学、玄学的研究。在这一研究层次上我们发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殊途同归奔向了一个“原点”，这就是“大道玄同”。正所谓，“直线是半径无穷大的圆，在无限远处相接。”

    在这里也就能解开一个谜：为什么大物理学家（当然其它学科的大家也是如此）海森堡、杨振宁先生等，在具有本学科的广博学识基础上走向对社会科学的研究而后又不能不对哲学进行探求的必然性。这就是说，无论你从哪个学科出发，只要锲而不舍地攀登、一再地问个为什么？（俗话讲，打破砂锅问到底）一般地用不了三问就进入观念的探求，并由观念的探求达于哲学的高峰。就武术家而论有各种套路，但绝顶高手们通过多年的修炼深知炼形达意、炼意传神至最高境界则拳通一理。这个“理”在太极拳论中的反映就是王宗岳所著《太极拳论》的第一句话，“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也。”

    在上面我们用了这样一句话：“用不了三问”就进入观念的探求，而由观念的探求达于哲学的高峰。对此，应说明什么是观念？
观念是人们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现实存在的认知所产生的主观的抽象。对于某一个学科而言，它是公理性前提，即不证自明的“公理”。如平面几何学的“平行公理”，牛顿力学的“时空绝对性，”原子物理学的“时空相对性”，《资本论》的“劳资矛盾”等等。这些“观念”既然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人们就只能相信它，因此，它就构成了“信仰”。就如我在初中听华罗庚先生讲“杨辉三角”时曾向华先生提出“两点之间以直线为最短能否证明”。华先生风趣地说，这是几何公理你只要相信它对就成了。因为扔一块骨头给狗，狗都不会绕弯跑过去捡。观念是现实的抽象，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可是科学的发展史又说明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深化，观念作为“信仰”在不断地被打破。比萨斜塔的落体实验，“大、小球两者同时落到地”，打破了下落物体“重的落的快、轻的落的慢”的观念。“时空的相对性”观念打破了“时空的绝对性观念”。在平面几何中当人们相信“线外一点只能引一条直线和它平行时”，经过严密的逻辑推演得到的是欧几里德几何学；当人们不相信这条公理，相信“直线外一点能引无数条平行线和该直线平行”时，经严密的逻辑推演出来的就是非欧几何。如此等等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正好说明，对某一学科的公理性前提在未被人们的现实实践打破之前你只能相信它，这正是杨振宁先生所说的“物理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哲学，而哲学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宗教。”在这里关于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宗教？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理解是不同的。

    在西方各门学科的博士头衔前面往往冠以哲学的字样，如杨振宁先生就是物理学哲学博士，某教授就是管理心理学哲学博士。在这里哲学这个词表示的是在对某学科广博的知识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向上探求而悟到了公理性的学科前提是观念、是信仰。如你信仰“时空的绝对性”演出来的是《牛顿力学》，你不信仰“时空的绝对性”、信仰“时空的相对性”演出来的就是《量子力学》；你信仰“平行公理”演出来的就是欧氏几何学，你不信仰“平行公理”演出来的就是非欧几何学；你信仰“人之初，性本善”就得到《孟子》―礼治，你信仰“人之初，性本恶”就得到《荀子》―法制。可见，科学研究到了尽头就是信仰，这种信仰在未被现实的事实打破之前就具有了某一学科（领域）的真理性；并以这种真理性传播给世人，以便解决某一领域的问题。这种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开端推演出的逻辑一贯的知识体系教给他人，在西方就称之为宗教。这就是西方对哲学与宗教的非广义的理解。

    在东方，哲学与宗教有更广泛的含义。前者是探求一切知识的开端，是对观念的发难，是对公理的探求，而对不同学科公理探求的结果就走向了逻辑的开端、意识的起源，并表现为“时代的精神”。如西伯昌在羑里囚禁七年，以〖乾?坤〗为开端推演出《易经》，孔子注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逻辑开端传至宋代，方士陈抟表示为“太极八卦图”，并在十七世纪传入欧洲，为微积分创始人莱布尼兹所尊崇，并在图象中发现了0到63的二进位原理。所以，维纳说：“我们看到他的关于代数语言或数学语言的概念也觉得中国的影响，正如同《易经》的排列体系预示二进位制一样，”“二进位制被发现为今天巨型计算机的最合适的体系。”这已为今日的“数字化世界”的实践所证明。老子则以“道可道，非常道”，〖无?有〗为逻辑开端推演出《老子》（即道德经）逻辑一贯的概念体系，并被后人称之为“玄学”。可见，东方人关于哲学有更高深一层的探求，并非是某一学科的研究。对后者的探求即对宗教的探求，东方人与西方人有不同的理解。东方人认为宗教并非是某一学科领域的知识体。能称之为宗教的是研究那些每个世人都关心的问题，从人人都关心的问题出发，提出观念或公理设定演绎的逻辑一贯的知识教给世人，并构成每个世人不能不研究、学习之学，才含有宗教的意味。在西方，对牵连每个世人的人生苦难如何解脱的研究，基督教提出了“上帝创世”、“原罪”说。印度的佛教对人生的苦难如何解脱的研究，提出了“万世劫流”、“本然如此”、轮回说，提出了三法印：“无常、无我、涅槃”和“信、解、行、证”四大步骤对自身的修炼。在中国，儒家和道家对人世的研究则有孔子的“仁论”、“大学”、“中庸”并逐渐形成人们对苦难的解脱、以修身为本的理学和老子《道德经》太平治世解决人们苦难的系统知识。前者称之为儒教，后者称之为道教。可见，宗教在东方人的心目中研究的不是某一学科领域，其研究的成果或系统知识解决的是世上每一个人都关心的问题。物理学的知识再发展也只是某一部分人关心和研究的系统知识；生物、商务、新闻工作者就不一定深入的去研究它，关心它。因为它对每个世人不具有直接的相关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体认了杨振宁教授就西方人而言的“物理学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哲学，哲学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宗教”的确切含义。

    上面的回答隐含了一个关于“您也是从事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必然性的回答。那就是为什么大物理学家（当然别的大家也是如此）海森堡、维纳、杨振宁先生等，转向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必然性。这对研究者是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正如海森堡面对测不准原理所说的，在微观物理学中研究观察的手段不能不对被观察的对象产生干扰；而观察的手段则正是要求在研究观察中返回研究研究者自身。也就是说，在研究工作中不能不对人的研究手段进行研究。大控制论学家则说，要确定客观的信息量，首先应研究观察客体的人具有什么样的辨识能力。

    总之，科学研究到尽头是信仰―公理，这可就带来了如下的问题：谁的信仰？当然是“人”的。而“人”又是各种各样的。作为艺术抽象的“人”，有猪八戒、有孙行者、有唐僧、有观世音、有如来佛。猪八戒面对白骨精信之为施主，孙行者信之为白骨精。牛顿信时空绝对性，爱因斯坦就信时空相对性。有的人信医生得病得吃药，有的人就去信巫婆神汉，拜神求佛。小和尚信太上感应篇，在世上做了坏事要下地狱去受罪，大方丈、大活佛则信无常、无我、涅槃，生生还是无生。就世界范围而言有人信资本主义，有人信社会主义。就历史发展来看有人信元老会的选举民主制，有人信独裁的皇帝（或天皇）制。有人信“上帝”，有人信“真主”，有人信“佛”。总之一句话，这个科学的尽头―信仰也就成了完全不确定的东西。在这个完全不确定的东西中，有一点是完全的确定的那就是“人”。因此，科学研究到了尽头就不能不对“人”进行研究，就不能不对“社会”进行研究。这是各科“大家”的理论研究导向社会科学研究，导向对“人”的研究的必然性。

    我自己转向社会科学研究走的并非是这条直线的理论追求道路，而是大工程的失误、全局的损失把我逼上社会科学―决策学研究之路。

    我和我的同仁体认到，大工程的全局失误不是科学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因为苏联专家撤走，科学问题、技术问题留下了两千多个研究课题，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在两三年之内就都攻下难关，使两弹最快速地上天、爆炸成功。那是什么问题呢？是决策失误的问题。

    决策问题是一个跨多学科的研究，而多年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研究使我们体认到自然科学的尽头―信仰―公理性前提远远容纳不了决策研究的需要。这就是说，物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宗教”解决不了决策科学的公理性前提问题，为了解决决策科学的理论前提问题，必须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尽头―信仰进行归宗，从而走向中国的“理学”、“玄学”、“道学”，并归之为“人学”。对微观个体的“人”，中观社会的“人”，宏观世界的“人”―人类现代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进行研究。这再一次说明无论从理论追求，还是从实际探求，还是从不同学科的理论追溯，最后攀登的制高点都是朝向哲学的开端的研究。在这个顶端上反观不同的攀登之路，就象从金字塔的顶尖看到不同的侧面就是不同的学科。

    在决策学研究的过程中上溯追踪所得到的是，哲学的开端→意识的起源→人类的开端→生命的开端→宇宙的开端的探求，其研究成果就是《元论》，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三论归一说，周易、老子、孔子的三宗归一说，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三教归一说。而其难点有二：无机物→有机的生命（活性）和“灵魂”的产生。如海森堡所说，物质的方程无论如何也推不出灵魂来。这在我著述的《本元论―宇宙、生命与人类起源机理新探》一书中已用现代科学的新发现所阐说。

    如上就是我走向社会科学之路，就是由现实的实践逼上去的路。可见，无论从理论探求，还是从实践需要解决问题的探求，只要上下求索都会走上哲学高峰的攀登。这就是对文化、中国文化与科学概念的一点说明。

    通过如上的叙述，我想您已经对我回答的问题感到有点文不对题，因为您的问题的重点在于谈《中国文化与科学》演讲的意义，而我是谈了点文化、中国文化与科学概念的说明。因为这点说明正是说的《中国文化与科学》讲演的重要意义的前提。随着您所提的问题的一个个展开，您会逐步地体认到这个讲演对解决中国乃至全球人世问题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