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顺江答 张康生问

2000 年 5 月 12 日

于西山大觉寺路 5 号 灵象轩

（十二）、问 ：展望 21 世纪中国文化、科学、社会的发展，不少人颇有悲观论。有些人还提出文化就是衣、食、住、行，现在都受到了西方的冲击，中国文化所剩无几了。请问您对 21 世纪如何展望？中国的希望、中国的根本问题在哪里？

答：首先我应说明，面对当今的世界形势不仅中国社会存在着根本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存在着 根本问题 。如果中国存在的 根本问题 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美国存在的根本问题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从这“两种社会的根本问题 ”中如何唯象地抽象出理论，即从两个“社会大象”如何找到他们的共性、从而抓到事物的本质，是当代人们思考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面对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如何解决多极化的世界、多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冲击，使世界得到和平与稳定的发展是摆在人们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西方文化冲击是世界各民族、国家文化冲击的代表，在东欧倒台、原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文化的冲击由伐兵战为主要方式转化为伐谋、伐交、伐兵和攻城多种文化的冲击形式，而以伐谋伐交为主要形式，表现为在“和平与发展”的大旗下，各国都在制订自己的发展战略和进行以世界性贸易谈判为主的穿梭外交。这种无硝烟的战争其出发点不外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可是再仔细的、深入的、全面的去考察就会发现，关于“利益”也应有多重的含义，关于“发展”也有其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具体内容。在全球通讯网络诞生的情况下，人们仍习惯于用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形成的惯性思维和价值准则，去看待多极化的世界，要求多极化的现实符合自身的标准。这就出现了各执各的理，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矛盾冲突，使得当今的世界成了一个发了疯的世界、好日子不得好过的世界。说它是发了疯的世界、好日子不得好过的世界，是说，依据当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20 ％的世界人口生产的物质产品就能满足 100 ％世界人口的物质需求，问题在于余下的 80 ％的有闲人口去干什么？！结果，创造新的就业领域、使有闲的人们吃饱了有 事干， 就成了问题的核心。因为无事就要“生非”，“非”则又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战争就是一种“非”，这种非使大量有闲人口的能量得到释放，结果是搅得今日世界在多弹头导弹的瞄准下，发展了的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都得不到和平，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西皮士、摇滚乐，当年在西方世界出现也被认为是一种“非”，这种有闲人口的能量释放，给白领阶层的劳动者创造了在脑力劳动后提供体力释放的机会，结果成了西方乃至逐步走向全球的时尚。游山玩水，过去认为是纨绔子弟不务正业的“非”，现在则发展成一种最为流行的产业活动。中国宋代高俅凭借一脚好球升了官、发了财、成了宋朝的四大奸臣之一；可当今在世界女子足球冠军赛上，中国女足的出场成了世界的热点新闻，共几十万人观看的票价竟高达每张 500 美元，一场比赛创造的总价值在 5000 万美元以上（票房收入），如再把电视传播广告收入一并计算在内，其创造价值真是不可思议。某国以色情服务业支撑其旅游业，使得其街上跑的名牌汽车数量超过了最发达的国家，如此等等。在有闲人口的无事生“非”之中，就出现了非中之非与非中之是、是是非非、非非是是，搅得人们昏头转向，结果社会也就不知何去何从。各国的政治家忙得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飞，你说一套、我说一套、套套有“道”、道多了则没了道。秘书长说、总统说、国王说、主席说、酋长说、议长说、天皇说、女王说、国务卿说，等等、等等。在信息革命、实现了全球信息共享的情况下，众人之说统统灌进了人们耳朵里，搅成了一锅不知什么味的粥，成了无序的噪音。结果，社会中的每个人还是凭借自身的感觉与自身的价值取向，选择自己的路。其社会表现是：有的跟着 A 主义走、有的跟着 B 主义走、有的跟着 C 主义走；有的跟着 A 教走、有的跟着 B 教走、有的跟着 C 教走，如此等等。而且都自认为正确，感觉良好！还高喊着“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实际上从整体来看，“每个人都有目的、群体无目的”，真是各人都按自身的目的与意志活动着，这种活动对社会影响的总和就构成了人类的历史。对这种历史的发展过程，如果你问人们满意吗？每个人都不满意，但每个人又对它无可奈何。

    对这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千奇百怪、万千形式的“大象”，如何唯象地抽象出点理论。西方学者有的说，“个人有目的、组合没目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更有人干脆说，“活着就是瞎耽误工夫”，把这三万来天耽误完了，一辈子也就完了。结果为了把这点工夫耽误完，有及时行乐的、有诈骗钱财的、有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有苦修的、有追求高刺激登山爬壁的、有跳崖玩险的、有自认功德圆满而自杀的，不胜枚举。概括地说，就是“玩一把。”有的人一把玩好了，飞黄腾达显赫一时；有的一把玩坏了，玩进了牢房、玩成了枪崩；有的玩到了总统、总理、主席的宝座上，但他身后的大批保镖说明他玩成了枪手的目标，在为他安全名义下，分秒的行为都受到众目睽睽的监视、被人管制，结果没了一点行动自由。

    在今天信息革命第一次实现了全球信息可以共享的条件下，人的耳、眼一开真如同一个宽频带混频放大器，可以把所有的信息都在一个喇叭一个屏幕中播放出来，听到的是噪声、见到的是五彩纷飞的乱点，要想把这“噪声、乱点”理出头序，可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反映的是人类文化的全体，是古代人类理论实践和行为实践的结晶，是现代人理论实践和行为实践的总和。既然是总和，就构成了一种“混沌无序”状态，而正是这种无序是开发出一切有序之源。正如 N ·维纳在《控制论》一书的第九章“关于学习和自生殖机”中所说：“真空管噪声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一种万全的输入，因为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内，它的起伏迟早总可以去近似任何给定的曲线。”

    面对“混沌无序 ”的“大象”——社会，如何唯象地抽象出理论，首先得找到“给定的曲线”——价值标准。因为没有“给定的曲线”——价值标准，从“混沌的无序”的状态，万全的输入经过再长的时间也不可能找到什么。“不可能找到什么”而留下的什么，就成了社会的“剩余模式”。控制论的创始者之一艾什比说：“发展”就是系统无目的运化留下来的“剩余模式”。用中国古人的话说是“天道”，天道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区别于动物群体的本质是，人具有灵性，这个灵性就是总想问个为什么！从而出现了不少学者、圣人提出了自己沉思后的“理论”——人道，并表现为对社会治理的一时的有效性，但最终仍为“天道”所打破。这种打破表现为，理论、科学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旧理论不断地为新理论所代替。几何原本——欧氏几何发展为非欧几何是如此，牛顿力学发展为量子力学也是如此；牧业社会发展为农业社会是如此，农业社会发展为工业社会是如此，工业社会发展为信息社会也是如此。时至今日，眼观全球“留下的剩余模式”就是“当今的社会”。

    当今的社会在全球信息可以共享的条件下 , 突然之间，把纵贯古今、横跨五洲的全部人类文化现象， 涌 入一个局限在既定的具有不同知识和智能结构的个人的眼中，凭借各人的思维惯性去思考，怎么能不感到迷惑呢？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

我们把苏轼的诗略作修改，正体现了上述现象。

左看成岭右成峰，远近观山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

唯大象的认识论基础

唯大象

    那么，怎么能识得庐山真面目呢？如何从人世万千的“混沌无序”的“大象”中找到“给定的曲线”，从而确定社会发展的价值准则呢？

    既然是身在此山中、才不识庐山真面目，那首先就要超越此山，从此山中超脱出来。社会的人怎么才能从社会中超脱出来呢？这里所说的“社会的人”，就是说，人无不是在具体的局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这自小到大成长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早已在头脑中灌入了既定的知识，正是这种既定的知识使人成为了社会中的人、现实的人、具体的人。这种现实的、具体的、在局部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要想超越自己、超越社会，就要丢掉在局部环境中所吸收的知识，丢掉局部环境所造就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思维定式；从而使自己的识知能力不带上任何有色的眼镜，去观察世界、观察人世、观察现实，才能使客观事物真实地、不折光、不畸变地反映到自身的头脑中，进而建立起认识问题之前的正确认识。伟大的创造者爱因斯坦深明此理，他说，常识是 18 岁前敷设在人们头脑中的束缚，科学发现好似异端，但终成谬误。中国的古先哲老子则说：“前识者，道之华，愚之始。”就是说，前面所学的知识不是“道”，是道这个根生长出来的枝、叶、花。人们只能看到枝、叶、花的无穷变化，但见不到埋在地底下的根。把一枝、一叶、一花的千万现象，崇信为真理到处乱用，没有不犯愚蠢的错误的。这种错误用今日人们通俗的语言表达就是墨守成规、死搬教条的教条主义。

    那么，如何才能把自己头脑这面镜子擦亮，从而能正确地反映现实呢？中国古先哲老子说：“载营魂抱一，能无离乎！抟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道德经》第十章） 在这里“载营魂抱一，能无离乎”就是“天人合一”的“理”，就是人要认识问题就不能离开实践，就不能使主观与客观相分离，从而达到超越“难得糊涂”、解决“更更难”的大彻大悟的境界。这是一种什么境界呢？老子说：“抟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在这里“抟气”就是物理的变化，“致柔”就是变化的规律（现代人称软科学）。“抟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是说人们对宇宙、生命、人世的识认、把握和应用规律的能力，能像婴儿那样自然而然、不思而得地达到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吗？从而使自己的头脑“玄览”这面镜子没有一点灰尘吗，即把自己的头脑这面镜子洗涤得非常干净吗？达于这种境界就是超越了社会现实的人。这种人就能见到庐山的真面目，在 万有的现象中发现理论，从而达到“明白四达 ” ，使“混沌 ” 过渡到有序 。

唯大象之理论

    面对全球化市场经济发展的风云，在全球信息网络建立、全球信息可以共享的条件下，万象湧入人的脑海、混合起来，成了一个混沌的小宇宙、小天地。在这个小宇宙、小天地中贮存起来的信息，可以说是一个万全的“有 ”，从而构成了能拟合“任何给定曲线”的万全的输入。用黑格尔的话说，人的本质是宇宙的全体，是宇宙实践、生命实践达于了人的实践的过程留下来的剩余模式。就人类社会的表现，文化而言，从纵向看，是古人理论实践和行为实践留下的结晶，是现实人的理论实践和行为实践的总合；从横向看，（在当今通讯和交通发达的情况下）是现代人“千奇百怪”的理论实践和行为实践的总合。这里所说的“千奇百怪”指的是，囿于局部环境成长起来的人，观到不同地域不同人的理论和行为实践不能理解、而产生的思想困惑。相互看待时，其口头禅就是，“他们那儿为什么那样？”在这里，“他们怎么那样”的问题不知不觉地已经是用自身的知识标准，带上了主观的有色眼镜、身入庐山之境去观察问题了。如亨廷顿这样的大学者犯的就是这个错误，其表现就是他最近出版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与回潮》，正如他所说，我认为民主是好事，可它为什么总回潮呢？研究结果，他发现，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实施民主选举就意味着社会动乱。当然对他来说，作为好事的“民主”选出了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更不能被这个善良的学者所理解了。

    现代人如何面对这个现代的“大象”抽象出“唯象的理论”，简直就成了当代人更更难的大迷惑。所以，上面我们首先论述了“唯大象的认识论基础”。

    有了“唯大象的认识基础”并不等于就有了唯大象的理论。因为要从人类社会万有的现象中抽象出共同的、巩固的、固有的东西，首先就要承认每一个现象都是现实的、合理的存在。因此，这种存在就有它的根据，这种根据就是它之所以能存在的原因，并构成了它之所以是它的质的规定性。不管处在婚姻自由时代的人多么地厌恶封建制下父母的包办婚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是多么的不合理；但它在当时的习俗下是现实的、是合理的，而这种现实的合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是必定要灭亡的。在当今的正在完成着的世界信息共享的时代，一下子把所有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现实的、合理的社会现实推向人们的面前，不问它存在的原因、根据，就想以“我”代替“他”，怎么能不出乱子、不表现为“文化的冲击”呢？

    这种以“我”代替“他”引起的矛盾，在过去百年中表现得最尖锐、最突出的形式，或者说现实，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两大集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峙的冷战。东欧的倒台、苏联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冷战的结束，好象可以唯象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价值准则的理论。可是这个理论怎么解释当今一天也没有停止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战争对和平的破坏呢？追求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考虑它的后续效应，使大批的人口无业可就，构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工业革命发展的初期，早走一步的国家为了推销过剩的商品、解决工人的就业，走上了殖民地的开发之路，不断地引发世界各地的战争。殖民地开发引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瓜分世界后列强之间开始火拼，爆发的是世界大战。人类就在这种地狱、炼狱般的现实生活中前进着、发展着，在商品市场这个天赋的乐园中，人人为自己，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的每个人用尽了混身的解术，结果是“神”完成着对大家有利、全球有益的事业，带来了“今日商品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这个剩余模式。这个“神”就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

    通过这种唯象的分析、研究、综合、归纳，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至今留下来的、并且生命力极强而成为世界潮流的主流的是，全球化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且，深刻地表现出工业革命、商品生产，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意味。因为随着商品的产生，商品就开始向世界各个角落渗透，不管这种渗透的过程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是和平的还是战争的；而反对这种渗透，不管是民族解放运动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以及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都没能阻止它的前进。这就是商品经济在其非理性发展中表现出的魔力。

    马克思的伟大就在于，他不但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魔”所造成的人间苦难，而且正是他提出了，在商品市场经济这个天赋的乐园中是“神”力完成着对大家有益、全体有益的事业。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建立之后的教条主义者，正是只注意到了商品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魔”性，而忘掉了马克思所提示的“神”力和“佛”性。没有能从恶中见善、丑中见美、假中见真，全面地排斥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一个又一个地倒台了；中国也走上了以发展商品市场经济为中心的改革发展之路。在西方发展中的商品市场经济，在帝国主义政权下，在不断地实用地修正自身的魔性的过程中却非理性地发展了起来。面对这种“大象”，我们先不谈能抽象出什么理论，我们首先应分析这是不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有什么特征？

1 、商品市场经济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特征就是， 商品生产生产的是商品 。

2 、商品生产是“人”干的，商品市场经济产生的是是非非都不能脱离“人”。

    这两项简单而又平凡的事实，我想是没有人能够否定的。既然没有人能否定这两点事实，它就构成了人类发展到今日剩余下来的这个主流模式，正是这个模式构成了唯象的理论，成了分析当今一切奇怪现象的理论前提、即设定性公理。既然上面两点是唯今日大象之理论，首先就应明确地开发出这个“理”的内涵。其实这个“理”的内涵就象苹果总是落到地上一样，谁也没去管它，只有牛顿发问：苹果为什么总落到地上？这一问就导致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那么在今天，每个人无时无刻不接触商品，我们就要问：商品的本质是什么？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魔力，在近几百年的发展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呢？原来商品的本质是服务能力、是利他性。这种本质，当人们不能从理性上去把握它时，它就像脱缰野马驾驭着人们成为社会的异已力量，表现出巨大的魔力。一旦人们认知了它的本质就会发现在这种魔力背后的“神力”，犹如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一样，可以造福人类。

    当我面对客观的现实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发现商品本质是服务性、是利他性时，凭借我多年训练有素的数学推理和演绎的能力，我马上得出了 结论：这种认知，如果被西方有识之士理解，西方一下子就会把非理性的商品市场经济提升为理性的商品市场经济，魔就变成了佛；如果被排斥商品市场经济倒台、转向、解体、改革的国家所认知，一下子就能把佛性落实到实处，对多年倡导的、人们已经不信的“为人民服务”的空洞口号注入实质性的内容，使它恢复原有的活力。 我为阐释这一观念，在发表了《市场经济理论探微》后又发表了 《元论经济学》 。经过理论的严密推理的论证，见到了人类即将走上至善之路的曙光。

    杨振宁教授在香港的《中国文化与科学》的谈话，展望 21 世纪，对中国的发展颇有信心。我是非常赞同的。为了打消一些国人所持的悲观论点， 杨振宁 教授以， 1900 中国人还未有一个人懂得微积分的落后事实，至 1999 年经过不到 100 年的时间实现“神舟”飞船上天并成功地返回的事实，说明悲观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种成功的速度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快速的进步。”至于一些人在中国走了一段曲折之路，人们生活条件与国外产生些差距，从而对西方人的生活产生了崇尚追逐的心理，这也是理所当然地可能产生的事实，并不值得奇怪的。因为追逐向上是人之常情，一时的好奇更是人们求知的本性，随着时间的流失、生活切身的体验，他们会依据现实的条件做出权变的处理。

    就拿跳摇摆舞来说吧！ 1980 年我第一次在哈尔滨太阳岛同一些老学者、能源专家见到之后，有些老专家回到宾馆后，不自觉地议论起来，说这是西方文化渗透、毁了中国青年一代，看那身穿着打扮、看那屁股扭的、跳的多么疯狂。问我如何看？我说，对青年来说舞蹈向疯狂型发展是必然趋势，因为在西方，如美国 1953 年白领阶层（脑力劳动者）的人数就超过了兰领阶层（体力劳动者），在脑力劳动一天后体力要释放，再跳那种慢节奏轻松型的舞蹈就感到不舒服了，所以要求快节奏大动作。今日看到的在太阳岛跳舞的中国青年，我看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跳两天新鲜新鲜也就不会再跳了。结果不出所料，在太阳岛没有兴盛起来的东西，在 10 余年后的中关村科技发展区，从霹雳舞到蹦迪反到发展了起来，成了青年脑力劳动者喜跳的舞蹈。不但蹦迪发展起来，中国武术功夫、体育健身场所也发展了起来。而公园内的各种武功、气功辅导站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迪斯科舞厅。因为它（武功）老少皆宜兼收并蓄，并配有东方乐曲美妙的音响，把武术变成了“武操”、“武蹈”，但并没丢掉它培养勇敢精神、勇于抗争的尚武精神。武打片也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影视节目。 2000 年初在美国举行的中国武术功夫与美国拳击 对抗赛，中国以七比二的绝对优势胜了对方。可见在中西方文化冲击的情况下，所谓中国文化所剩无几了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今后的未来是中西文化合璧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中西文化从源流上看各有所长，也就在人类社会的实践中表现为各有特色：中国表现为古代大统一的辉煌，而现代科学技术的落后；而西方则表现为现代科学的领先和地域的分割。在商品市场经济全球化已成发展趋势的今天，在以英伦三岛为本体的英国，北爱尔兰还要分裂出去成为独立的国家。面对这种现实， 杨振宁 教授作为炎黄子孙、海外赤子，首倡《中国文化与科学》的问题是有巨大深远意义的。这种倡导本质在于，中国文化科学化就代表了人类的未来、即中西文化合璧，谁先认知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奋勇前进，谁就占领了领导世界未来的制高点。在这里我应补充一句，如果说当今世界，在人们还没有具备世界眼光、走至善之路的旧思维定式下，有人会说，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合璧是占领世界至高点的战略谋略是阴谋的话。那我们说，这是阳谋，不是只顾自己利益的阴谋。这种阳谋就如双方对奕一样，容许对方还步，再次权衡轻重也能夺取胜果。既然 杨振宁 教授提出的为中国发展的战略谋划是阳谋，所以，就能在香港公开发表。如果西方人士能进行反向思维的话，面对今日市场经济要求全球化的大趋势就应想到今日西方科学化导致分裂、不能统合的现实，就应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大统一的思想，把世界市场整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同样要中西文化合璧才能占领世界至高点。 结论是，中学西、西学中，看谁能学的快，谁就代表了世界的未来。

中国向西方学习应使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

    近几百年的事实证明，中国现代科学落后于西方。自唐朝始经丝绸之路，中国的发明西进，十六世纪西欧文艺复兴，科学中心移到了欧洲，完成着工业革命、发展着帝国主义、领导了世界的潮流；历经殖民地开发、民族解放运动、无产阶级革命、两次世界性的大战，科学中心又移向了美国，领导了工业革命向信息革命的转变，把工业现代化创造的商品市场经济推进到全球化的阶段。开发、运动、革命、大战使人类在刀与剑、风与火、枪与炮的拼杀和轰鸣中前进与发展。 1840 年的虎门炮声打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皇家天朝的大门，西方的科学随着轰鸣的炮声、战火的硝烟射向了中国的大地。在中国四分五裂的军阀战争的背后有鹰有熊、有太阳旗有星条旗，在这些旗帜下支持各自势力代表――军阀的是现代科技生产生的洋枪、洋炮、坦克、飞机、地雷、大炮、原子弹。中国人在血肉横飞的苦难中学习着，不但很快地学会应用了这些武器，而且在有识之士倡导下，开展洋务运动和倡导科学与商务、举办西学讲课，使中国人凭借他的人生智慧很快地实现两弹上天、飞船“神舟 ”号升空又成功返回，证明西学发展 700 多年积累的那点科学技术知识，中国人只要“ 知道学，得学 ”很快就能把握。

    关于“知道学、得学”这些听来很是通俗的字眼，但它是用千百万血肉之躯换来的血的教训。这一教训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只重“理”、只重“统一”、只重“观念”、只重“归纳”、只重“弥”，而忘掉了古先哲的名言：“弥纶乃天地之道”。而应在重“弥”的同时还应重视“纶”、重视“分析”、重视“演绎”、重视对观念的批判、演出完备的逻辑一贯的知识体系――科学。不但要重视“人世”、重视社会的“稳定”、重视“仕”、重视“软科学”。而且应重视“农、工、商”、重视“物质”、重视“巧智”。从哲学观念上看，不但要重视对精神变换、行为变换的规律的研究，而且要重视对物质变换的规律的研究。如果说，对“天人合一”这个“理”，中国人的研究偏向了对人的研究、对自身修炼的研究、对悟性的研究、，那么今日就应该用这种“悟性”对“物”进行研究、对“天”进行研究。用这种悟性在血肉横飞的年代，对“天”的研究、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证明，中国人的人生智慧时时在迸发出创造与发明的火花。在抗日战争中 , 平原地区的人民面对日本侵略者带血的剌刀，不识几个字的英杰发明了地道战、地雷战、发明了头发丝雷，破了洋科学度边的扫雷器。用这种悟性在和平的日子里，只要知道学习，中国的孩子参加世界奥林匹克物理、化学、数学竞赛往往是金质奖章获得者。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黄埔军校几个月毕业一期培养出来的人物――军事将领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指挥过空前也可以说是绝后的“人海大战”。如淮海战役，敌我双方的兵力再加上支援前线的后勤人员，参加的总人数不下五千万。 杨振宁 教授作为炎黄子孙成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同样说明中国人只要“知道学、得学”就会在学习之路上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前进。

    如果说，现在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是资本，那么这种人生的智慧、这种学习和把握知识的快速，就是中国人民不可磨灭的资本，就是不可战胜的国力。这已经为近百年来外国想奴役泯灭中国的梦想一个个破灭，中国至今没有分裂成多个国家、还保有着世界人口最多的泱泱大国这一事实所证明。这正是 杨振宁 教授所说的：“一些人见到中国今日还很穷就认为“ 中国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事实上，中国要做一件事情，可以做 得快 而且 神速地快 。”

    做得快而且神速地快，是中国人的特质。对于这种特质，世界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在全球化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一切竞争最终是人才竞争，人才资源是潜在的最大的民族力、国力。正是中华民族具有这种先天的素质。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后天所学的多少，而学习的速度、智商的高低，取决于生而就有的先天素质。这种素质――智商，用西方科学的统计测量，难道不是中国人处在前列吗？

    在知识经济的年代，中国人民已经体认到，教条主义的以物质财富划分阶级的均贫富的陈腐而“至善”的观念早应丢掉。改革开放以来又举起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大旗，这就为知识分子正了名：使知识分子一下子从“臭老九”的地位跃居为民族的精英。对一个国家来说，经济的发展在于对资本的良好运作、在于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创造更多的价值。在诸多的资源开发之中，人力资源是最可宝贵的资源。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对于中国高智商的人力资源开发，就具有了最大的战略意义。随着这一方针逐渐落实，中国在资本运作过程中不但能开发出巨大的人力资源，而且能“ 心诚招来天下客 ”，使中国的经济得到最神速的发展。

心诚能招来天下客

    得人才者得天下，是中国古先哲治理的名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过去了，经济落后、人民贫困如果说应吸取教训的话，那就是违背了这条古训。自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打击资本运作的专家里手之后，在反右斗争中又打击知识分子，继而一九六六年又打击广大干部（管理专家）。就经济发展而言，资本运作的专家是对资源开发创造更多价值的领导者，广大干部、管理工作者都是使现实的生产力产生现实效果的组织者，广大知识分子是发明创造提高现实生产力的承载者。对这三种人（可以说是民族的精英）实行全面打击，打倒的打倒、打跑的打跑、打哑的打哑（有话也不敢说），经济怎么能搞得好呢？毛泽东，这个革命军事战争的里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但建国后的实践证明，他不是资本运作的里手。在他的领导下，大跃进成了大倒退，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 ” 成了大动乱、大破坏，“泥腿子进大学占领讲台 ” 宣扬读书无用论成了大笑话。这样的资本运作使中国的资本不但没有升值，反而把原有的一点资本耗尽丢光。结果在他去世的一九七六年，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的边缘，一切供应的物资几乎全凭票购买（或领取），把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教条可谓执行得彻底，中国人民又沦落到经济落后的苦难之中。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才逐步地认识到“打倒、打跑、打哑 ”的“三打”政策是打击英才、打走英才、打倒英才，是“秦始皇的逐客令”，是亡国之道，是丢人才者丢天下之举。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邓小平像李斯一样站了出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客不能逐，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三招”理论。这就从战略上拨了乱返了正，为中国的资本运作制定了战略性决策。其实质就是“得天下英才者得天下。”如果说今日的和平竞赛是无硝烟的伐谋战，这就是可以告诉对手的阳谋。

    所谓“三招”理论，对内就是“三平”政策落实：为错划的资本运作专家与“右派”落实政策平了反，为广大干部管理专家落实政策平了反，为广大科技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平了反。从归一的角度看，就是为第一生产力平了反松了绑。从而招来资本运作的领导人才，招来资本运作的组织人才，招来资本运作的技术发明创新人才。

    对外，所谓“三招”理论就是真心真意地向西方学习，在实践上落实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经济，像美国一样以最高的商品生产总值、为世界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做出贡献。因为依据商品本质服务性、利他性――“佛性”，不管你主观愿望如何，生产的商品越多、市场的占有率越大，为他人服务的能力就越强、为他人服务的面就越广，而利润多少则成了为他人服务多少好坏的尺度。中国大力发展经济虚心向西方学习，如果说要赶上西方并超过西方的话，就是要在为他人服务这一点上超过西方，即要在为人类多做贡献这一点上超过西方。至于防御在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战争狂人的挑战，中国人民早已和他们较量过，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珍宝岛战争、中印战争等等，均在条件极为恶劣的情况下以对方不能得胜告终。

    在认知商品本质的基础上，中国发展商品市场经济绝对不是出于争霸世界的野心。善良的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理学”辩证的思维，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也深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事应从全局思考、“欲己达人”。

    这种“心诚必然招来天下客”，必定会使近者亲、远者来。如果说：“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一直得到了不断流入美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外来移民和外国学生的推动。 1985 － 1996 年间美国大学新增的科学 和工程 博士 2 ／ 3 都是外国学生。他们大多数人都打算留下来在美国工作” （引自《商业周刊》中文版（月刊） 2000 年第 4 期第 11 页，迈克尔·曼德尔（ Michel.J.Mandel ）《新经济》一文） 。那么，认知商品的本质是利他性、自觉地理性地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经济、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得到更多的人们的拥护，从而实现“圣世无隐者，英灵尽来归”，最速地增加国力创造更多的价值为世界人民服务；并以多极化的眼光面对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手段给予支持，而不是以老大自居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称王、称霸，以自身的价值观和尺度去代替别人衡量好、坏、善、恶，使他人对这种“好心”难于接受，从而挑起更大的矛盾与冲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化、现代化之后，中国发展、强大而不可阻挡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根源。

    总之，正如 杨振宁 教授所说：“我对于以后 50 年、以后 100 年中国科技的发展前途是非常乐观的”，“中国要做一件事情，可以做得快，而且神速地快”。这就是说，抱有理性文化高智商的中国人民知道学、得学、要学，则“西学”、“外学”那点东西，是很快会被中国人学会掌握的。原子弹上天不是中国人学习掌握得最快吗？改革开放，中国人知道了要搞经济，经济增长之速度不也是中国最快吗！因为中国人的先天素质就是悟性高。中国人凭借这种“高智商”和外来者玩战争，中国没有亡国、没有分裂；凭借这种“高智商”在全球化商品市场经济发展这盘棋的对奕中玩金融、玩经济，中国人也一定不会是输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有识之士都已认识到，市场经济向全球化发展不能只有科学、只有分析、只有演绎；首当其冲的是要有统一的思想基础，要凭借极高的悟性抽象出“唯大象之理”，从“万国”、“万民族”的特性中抽象出大家能接受的共性，达于“有理走遍天下”。而这正是中国“理学”的长处。中国人有句老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科学中心西移至欧美后，所发展的“ 科学 ”领导世界潮流，表现为分裂和战争的混乱时代即将过去；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科学化将成为未来的科学中心。中国的理学与科学合璧是解决地球四分五裂、阻碍市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思想基础，是当代科学发展条件下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结束、世界走向和平统一市场的理论基础。它必将给世界人民带来福音。

结语――西也应学中

    如上就是中国人的阳谋，这一点 杨振宁教授已经以《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为题在香港发表了演说。 杨 先生作为步入物理学研究尽头者、聪慧绝顶，走上了文化研究之路、走向了哲学、走向了“宗教”、走向了对每一个人都关心的人类发展之路的研究，以《中国文化与科学》为题发出了中国的理学与科学合璧是领导未来世界潮流的理论基础。我对它加了一点阐释，指出这是中国发展战略不可战胜的阳谋。美国及西方各国的政治家、理论 家 先生，你们如何对待这种阳谋呢？想用技术手段反对它吗？历史已经证明：不通！因为这点阳谋是天道、是规律、是民心、是天心，是你们本人也在非理性地干着的事情。难道你们反对商品市场经济全球化吗？反对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吗？反对追求利润吗？反对赚钱吗？不但不反对，而且还在拼命的用尽混身的解术大干。那你就在客观上执行着“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化、现代化”的理论，客观上达到了“欲已达人”，只是主观上不自觉而矣。由于主观上不自觉，结果是，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大家。因为不是理性地认知商品的本质，从而成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魔”。结果，大力发展了商品、为他人服了务，还落了一个“魔”性大彰的恶名。如果你们“沉思”一下、“思考”一下、“悟”一下，钱是什么东西、利润是什么东西，掉换一下眼光、掉换一个视角，进行一下反向的思维就会发现，原来利润越高、赚的钱越多，代表的是为他人服务的越好、为他人服务的越多。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弘扬其佛性、消灭其魔性，不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吗？可见，佛魔之分就在一念之差。

    在我学习、分析、研究 杨振宁 先生讲演时，我深深地体认到 杨振宁 先生的良苦用心，他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看似作为炎黄子孙为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战略――阳谋，其实是胸怀世界为今日市场经济全球化发展冲破阻力、为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出的治世之道，是为西方的总统们献计献策，献上解决你们非理性地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经济遇到的难题的思维工具。具体地说，你们只要扔掉偏见，就会认识到， 杨 先生原来是叫你们通点中国的“理学”，提高悟性，要求你们不但要有极强的分析能力，而又应有极强的归纳、抽象能力，有了这种能力你们就会找到“万国”、“万民”的统一目标，找到人类未来发展之路成为世界人民拥载的领路人。所以，我在学习、研究 杨 先生的文章时，首先问的是自己对资本主义有无认识上的偏见，是否遵从着古先哲老子遗训“涤除玄览，能无疵乎，”先把自己思想这面镜子擦亮，真正地、不折光、不变形地反映客观。因此我发现，并大胆的承认，我们多年喊“为人民服务”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来是在实践上丢掉了“为人民服务”，从而也就丢掉了民心，从宏观看就是导致东欧倒台、苏联解体、中国改革。而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经济的帝国主义却垂而没死，原来人家是打着赚钱的旗号（动员每一个人）大力生产商品、在实践上落实“为他人服务”的本质，所以，再骂也未把人家骂倒。因为人家在实践上落实了“为人民服务”的商品生产、大大改善民众的生活，从而得民心、得天心。所以，我才得出，如果向美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首先要从人家的本质上学，要学人家早上班、晚下班、拼命干、大力生产商品，为他人服务的本质。要学松下幸之助提出的，企业的生产目标就是为社会服务。在这种意义上我才理解了，什么是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口头上空喊“为人民服务”，在行为上排斥商品生产、丢掉为人民服务；而是理性地认知商品的本质是利他性、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在行为实践上真正地落实为人民服务，就是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在还没有认识商品的本质是利他性，以赚钱为目标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做到客观上为他人服务，则是非理性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而不发展商品市场经济就从根本上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就是假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不得民心全得倒台。这就是现代的史实。

    用如上的观点去观察近代的历史，在大国领袖中，如果说有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又能在实践中落实的第一人，就是美国解决 1931 － 1934 年经济危机的总统罗斯福。正是他提出的第二个人权宣言和新经济政策，避免了美国的无产阶级暴动，从实质上把美国引向了现代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也就在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中注入了全局观念、整体思想的内容。他说，“今天，在文明经历着风云剧变的年代，我们经过调整，把自己国家的渊源深远的理想加以发扬光大。在每一个国家的土地上，总是有两股对抗的力量在交锋：一是使人们分裂的力量、一是使人们团结的力量。在我们的个人野心上我们是个人主义者；但作为一个国家，在追求经济和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却携手合作，共同进退；前进时我们是一个人民，后退时我们也是一个人民。” （黄枝连著：《美国 203 年》中流出版社，上卷第 180 页。）

    这就是说，在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策》中，不管是谁，他的个人主义必须是在“美国体系”之下来展开活动。如果有的个人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威胁到或破坏了 整体、“一个人民” ，即使他是完全合理、合法、又合乎道德的，也会以大局为重、暂时地受到压制的。难怪有人指责罗斯福的《新政策》违反宪法时，他直接了当地说：“文明不能倒退，文明不能踌躇不前。”这就是面对当时的形势，罗斯福总统实用地把握理性的思维，丢掉完全的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向宏观调控的、一国之内的理性市场经济的观念转变。正是面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湧和美国经济危机等“万象”，唯象地抽象出有悖于美国宪法的新理论、新观念，才使商品市场经济得到发展，才带来了美国今日的繁荣。

    我们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虽有良好的“为人民服务”的动机却排斥商品经济，结果在行为实践上、效果上没有达到良好的愿望走了弯路。沉痛的教训，使我们走上了在实践上落实“为人民服务”、“欲已达人”、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经济之路。知道走这条路得向西方学习，学习科学、学习技术、学习生产商品的本领，但不能丢掉“为人民服务”、商品的本质是利他性这个根本。从而发现了，在市场经济这个天赋的乐园中，“人人为自己，‘上帝'、‘神'为大家”的这个“神”。

    西方的政治家、理论 家 先生们，你们能理解这个“上帝”、这个“神”吗？要想从灵魂深处理解它，就要“西学中”，使西中合璧，才能破除市场经济全球化的阻力，找到达于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手段与方法，继续领导世界潮流；否则，中国必将在这一对奕中成为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