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外学者来信—《重建中国人的骨气与灵魂》要说的是这个题目选得好!

    好就好在它在心地上反映了一个海外的炎黄子孙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文化的赤子之心。

    好就好在他谈的问题切中要害，一语中的。这个“好”就是面对中国的问题和世界发展的形势，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重建中国人的骨气与灵魂”。

    如果说，骨气是中国人没有奴颜屈膝的品格，那么，光有这种品格是不够的。因为光有这种品格的义和团壮士和抗日战争的勇士，不能抵挡住1840年鸦片战争夷人的船坚炮利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这已为事实所证明。这就是说，中国人还要有灵魂。所谓灵魂，就是不仅知道干什么，而且知道怎样干。事实证明，中国人有骨气又有了灵魂，把握了现代战争技术(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有了原子弹，也有了氢弹)的时候，战争就胜利。

    好就好在，面对中国问题和世界形势，抓住了要害，谈的是“重建中国人的骨气与灵魂”，这就抓到了解决人类问题的实质，“把人当人来研究”。因为世界之大，事情之多，形势变化之快，影响范围之广，无一不是人干的。而每一种干，对于区别于动物的人来说。无一不是在骨气和灵魂的支配下干的，用我们的语言来说，人无不是“想好了”才干的。这种“想好了”有自觉不自觉之分。研究这种“想好了” 的过程的规律，将其上升为自觉就是决策研究所要探寻的问题。

    好就好在，谈这个问题正切中一些人在1840年以后被夷人的船坚炮利轰昏了头脑，其表现就是丢了骨气、丢了灵魂，前者表现为对夷人卑躬屈膝，崇洋媚外，出现了一批汉奸和洋奴。后者就是否定中国的灵魂，否定中国的文化，倡导民族虚无主义。国家没有了灵魂，失去了自主的决策能力，就只能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走，不是照搬美国，就是照搬欧洲，结果蒋介石的主义没有行通，东欧倒台，苏联转向，毛泽东领导缔造的中国也在改革了。向哪里改？路在何方？要想知道路在何方，首先就得找回“中国人的骨气与灵魂”。所以，我才从一个核工程专家转向了决策科学研究，其目的正如我在1989年中美合办的高级决策研究班结业讲课时所讲的“找回你的灵魂，把握你的命运，为人类解放而斗争。”

    好就好在，《文化中国》季刊以“文化”为核心讨论“重建中国人的骨气与灵魂”，就使所论及的问题贴近了要害。然而向何处去找“中国人的骨气与灵魂”呢？在中国文化之中去找，就找对了地方。因为近百年的革命和战争证明，中国人在美国、在欧洲都找过，没有找来。原因是“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邯郸学步”是不学来的。因为是中国文化造就了中国人，才形成了文化的中国。

    总之，这个题目选得好，也切中要害，是一种创造。现就文章谈一点浅见，望能为季刊尽点微薄之力。

    现时的中国大地，在经历百年的探索之后，其经验与教训要求人们反思。所以，思想活跃，呈现出的是一个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春天。改革的大潮在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之速，真使那些抱残守缺之士目瞪口呆，也使那些有识之士感到在世界的变化了的形势与挑战之下，中国人经过了近百年的无数苦难没有亡国，还是中国人。北美和欧洲的文明他们都探索过、学习过，尊师重道的学生想从“老师”那儿学点什么？其“两弹”是上天了，但中国人还处在第三世界。所以，又回过头来内观自己，才恍然大悟地知道，原来外来文化是不能照搬的，只能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吸收、消化、再创造。可是，有些人是教条主义、是思想的懒汉、知道马腿跑得快，就搬来马腿换在人腿上，结果是不但跑不了，而且连走路也不会了，感到莫名其妙。路在何方？方法在何方？自己也没了主张，丢了魂。在这种情况下，有学有识的炎黄子孙又在大声疾呼重建中国人的灵魂了。其实，中国人的魂根本就没丢。天心即民心。引进来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也好！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也好！私也好！公也好！侵略和屠杀也好！牧师的传经布道、大公无私的道德宣言也好！影响的是知识分子，正是这些，老子称之为的“道之华” 的知识使他们昏了头，忘了“道”， 真的成了“愚之始”了。忘了中国文化作为现实的表现，就在中国人的心中，就在中国人的行为之中。因为事实是：举着《圣经》的“道德之士”，从鸦片战争开始，以八国联军进京的侵略为表现，至日本侵华达到高潮，但中国人是会对付的，其结果是以日本侵略者亡国、美国在朝鲜、越南的失败而告终；举着大公无私，均贫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泥腿子进大学的旗帜，大搞穷过渡的“四人帮”，以其灭亡而告终。这两个告终迎来了改革的大潮、人民是有主张的，他们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们深深地知道和懂得，善也好!恶也好!无非都是“仁德”的不同表现、他们并不会像孟子那样，高论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因为他们懂得忍耐是有限度的。面对日本的刺刀，就要拿起枪支这个恶的武器。当清王朝、地主、官僚为富不仁使他们无法生活下去了的时候，他们就驱除挞虏，推翻了清王朝。当尝到了西方带来的鸦片使他深受其苦的时候，他们就焚毁了它。当第二次又搞土改打击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的时候，他们就消极反抗，使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让权势者体认到他们的善良愿望带来的是恶的后果。这种恶的后果又使权势者提出拨乱反正，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受尽穷日子苦难的中国人迎来了改革的大潮。人人关心经济富裕，在市场这个“自由王国”的领域中，表现为“人人疯狂地赚钱”。但上帝不会把赢家赐给每一个人，少数是赢家，少数人先富起来是规律。这个规律在美国的表现就是1929年—1931年的经济大萧条，导致全国上下哀鸿遍野。中国人知道这个历史的教训。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没有宏观的经济调控。在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情况下，不能没有社会的福利保障，使那些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沉落下去的人也有基本的生存条件，但这不再是“四人帮”时期的越穷越有理，越穷越光荣。而是承认在同一起跑线上，在改革大潮中，人人可以下水游泳，有人游过去了，有人沉下去了，那没能游过去的人得承认游过去的人有本领。这样才能鼓励人民上进，这是社会进步的“大德”，是天道。人为拉平的绝对平均主义的道德宣传，如“均贫富”在非常时期可以用来作为动员群众的口号，但它不能作为和平时期的政策。人们往往因有善良的愿望不能美中见恶，在经济贸易中，每一个经历多次商务谈判的经理，都深深懂得，宴会上的举杯“一衣带水”的友谊，不能放掉双方的经济利益。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被称为“经营之神” ，是来自他的“产品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但这种精神，并不能使他放弃企业的利润。中国人知道，1959年和老大哥苏联谈判破裂，援建的核反应堆工程资料，苏联专家撤走时片纸不留，其目的是想使运进来的设备成为一堆废铁，这是多么可恶！但他教育了中国人民和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忍住这口气，在很短的时间内攻下了二千多个科研项目，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快速度建成了核反应堆。恶中带来了善，也使中国人知道，北美的“洋拐杖”蒋介石没拄上；西欧的“洋拐棍”毛泽东也没拄上。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在改革的大潮中，人人疯狂的赚钱，外资也来中国同样是为了赚钱，这使我们的一些人在谈判桌上，经不起金钱和美女的诱惑，丢了骨气，接受了别人的贿赂，为了自身的一点小利出卖了国家。也有的利用职权之便，在市场上搞不平等竞争，成了贪污腐败分子，或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坑害百姓，牟取不义之财。正是这种恶德，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知道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不断地建立健全法制，体认市场竞争的规律。在经济建设中，十二亿人的积极性动员起来了，这是主流，出几个汉奸和越轨(何况有时就无轨)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枝节并不能阻挡中国人的前进，人类的发展不正是在不断产生恶德，又不断锤击恶德的过程中前进的吗？用知识分子的善良愿望和理想的道德宣言是不能代替严酷的现实的，道德的真谛不含在理想之中，而蕴涵在现实之中。仁爱、正义、道德、公益都是具体的、现实的、发展的、流动的观念。西方一般认为伦理道德发端于上帝，其实，作者经过一翻考察论证之后认为：伦理道德蕴涵在人类共同生活之中，蕴涵在人类的实践之中。伦理道德学是探索和研究如何以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心的信念来调节人的行为，从而使人类生活得更幸福、更美满的规律的科学。（详见张顺江等著《中国决策学》第11卷《家庭决策学》）因此，各民族以及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它自身的伦理道德规范。在清朝，汉族女人裹小脚一步三摇，满女人穿马蹄鞋，举胸坚颈，挺身玉立，认为是女人的容德。今天，对穿高跟鞋、三点式的女人来说，则成了笑谈。还有谁留起前清的小辫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显示对大清朝的“忠贞不佞”，那简直不是美德而是疯子。高跟鞋也好！三点式也好！五星级饭店的服务也好！出几个汉奸和贪污分子也好，不守市场规律、社会公德，造点假冒伪劣产品也好!用董子和朱子之学去衡量，这简直是道德的沦丧，“国学”在全面的解体消失之中。但不是仁与义的道德修养在解体消亡，不是中国人的文化在沦丧，不是中国民族魂在消失，也不是自我腐烂，而是死抱住“国学”和全盘西化的教条主义，就像死抱住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样，全得把灵魂解体、消失和自我腐烂。作为社会系统的大脑的王朝，一旦丢失了灵魂，起不到社会系统头脑的作用、领路的作用、指挥的作用、也就是决策管理的作用，不断地领错了路，就要垮台了。清王朝垮台，西太后倒台，“四人帮”倒台，并不等于中国人的骨气和灵魂丢了，并不等于中华文化丢了。中华民族正是在历史苦难和形形色色的浩劫中锻炼和成长起来。五千年来，中国确实出现过唐宗、宋祖和一代天骄，治世有方、开疆扩土的英杰。但也出现过独裁专制的纣王、秦始皇和偏安一隅、“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错把杭州做卞州”的南宋王朝。出现过风骨堂巍的抗金英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也出现过叛国投敌作内奸的秦侩和伪满洲国的儿皇帝溥仪、伪政权汪精卫。出现过不断发展“国学”适时创立新学说的孔子、董仲舒和朱熹；也出现过公子虔之徒，反对商鞅变法和在民国初年出现的袁世凯复辟和张勋的辫子兵，妄想遗留旧制，还把朱熹几百年前创立的“国学” 视为法典，他们怎么能不失败呢？可见，对“国学”也不能持教条主义的态度，而要发展。有人说要依据现代的世界文化重新构建。所谓重新构建就不是简单的提倡，而是依据变化了的形势，创造新的学说。孔子、老子、董子、朱子正是依据变化了的形势“古为今用”适时地发展了“国学”，创造了自己的学说，体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清灵挺秀” ，具有“深刻隽永的人生智慧”的民族，也为“人类文明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新的形势下构建新的“国学”，当然意味着旧的“国学”不灵。就如面对原子核物理学，牛顿力学不灵一样，创造新的“国学”，解决新的形势下的问题，绝非易事。在量子力学未创立起来之前，像洛伦兹等这样的大科学家群体都感到彷徨不安，更何况社会学说的创造要艰难得多。鲁迅不是曾彷徨过、呐喊过，为旧“国学”解体欢呼过吗？但新的学说是什么呢？是阿Q正传，精神胜利，民族(身体)的苦难。结果是鲁迅本人在探索和寻求中渡过了痛苦的一生。今天，有人说：儒学对现代化没用，如果说，儒学指的是孔子、董子、朱子，面对具体的时代演出的知识体系，当然就像牛顿力学一样，对原子核物理学是没用了。因为研究的对象变了，学说的观念性前提也得变，牛顿力学是以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性为前提演出的知识体系，而在原子核物理中，时间和空间不再遵守这个观念。爱因斯坦提出了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观念，才出现了量子力学。那么，是不是出现了量子力学，牛顿力学就错了，牛顿力学并没有错，而是你把它应用到不该应用的地方去了。同理，孔子的学说、董子的学说、朱子的学说、马克思的学说都没有错，错在你把它应用到不该应用的地方去了。时代不同了，人的观念没有转变，结果是自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反过来又大骂祖宗的学说为什么不灵，这简直是可笑的思想上缺乏创造性的懒汉。“国学”作为具体的不同时代的学说，对现代应用是不灵了。但是，“儒学”如果指的是中国文化的源与流，指的是几千年来沉积在人们头脑之中的“文化”，它就无时无刻不在起着作用，这个起着作用的无形无象无声的东西，就是“道”。在旧的“国学”过时的时候，解体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人生智慧不会变。这个人生智慧不会沦丧，无论是生活在大陆的炎黄子孙，还是生活在海外的炎黄子孙，均以他们的行动显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高智熵的民族。这种高智熵的形成就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沉积下来的结晶。在美国，华裔人把握他的高科技领域，北极星导弹上天，有600多名高级专家，其中有300余人是美籍华人。现代是信息社会，而美国信息论的高级专家中，美籍华人占大多数。中国大陆的两弹上天是世界上原子能发展最快的创举。这些事实说明，中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国学”在不断地再创新，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流”，但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流”中，有它不变的东西，那就是“道”。孔子的“仁学”、董子的“天人感应论”、朱熹的“气理一元论”，虽然出现在不同的朝代，解决的是不同的具体问题，但它们都没有“叛道”。这个“道”用《周易》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用老子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玄无—有；用孔子的语言表达，就是道、《中庸》； 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对立统一律”； 用周敦颐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无极而太极”； 用董子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元一元论”； 用朱子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气理不离不弃的天理论”；用现代《元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归一说—法元论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元无—有及它的体系——大学科方法论。
用这种辩证的思维作为“心用工具”去观察天、地、人，就是中华文化的合理内核和特色，就是中华文化之“道”。中国人没变，人的本质没变，这个“道”就不会变。因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是“想好了”才干的，这个“想好了”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均是想好后才干。这个“想好了的方法”就是“道”，就是人对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寻求探索和把握的能力。对于个人来说，是他个人的认识能力，是“心用的工具” ；对于民族来说，就是他的文化变迁、形成，或“国学”发展过程中合理的内核。之所以称之为合理的内核，是因为以它为“社会的心用工具”或称指导思想，是在历史的大浪淘沙过程中，没被淘汰掉的。用现代的语言表述，就是这个合理的内核经历史的考验证明它具有真理性。这个合理的内核，几千年来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中，并形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式，这个思维的定式，用李约瑟的话说“问中国人为什么很容易接受辩证唯物论，他研究了中国哲学家思想以后说，这东西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的。”(《 文化中国 》第五期，第10页)可正是这一套几千年前就已完成的东西，在几千年后才被西方称之为“最后一位现代伟大哲学体系创始人”黑格尔所发现。尽管发现也还未像《周易》那样“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象、理、数、占”四种表达方法，通过“研、演、玩、筮”的手法，教给后人以辩证的方法论体系。因为黑格尔“把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当作思维规律加以阐明”而没有“归一”。《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哲学的开端也就是一切知识的开端，同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律”作为哲学的开端比较不是更形象、更生动吗？这就是我们的先哲用“象”来表示的哲学的开端。这个开端不仅为孔子、董子、朱子的“国学”建立了方法论的基础，而且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新概念与“这一套”有惊人相似之处。

    如F•卡普拉在探求现代科学的开端时，著述了《物理学之道》一书。在书中他说：“在过去几十年中，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广泛地讨论了由现代物理所起的这些变化，但是，人们很难认清这一点。它几乎总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即趋向一种与东方神秘主义所持的观点非常相似的世界观。现代物理学的概念与东方宗教哲学表现出来的思想具有惊人的平行之处，虽然对这种平行性还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但是，我们这一世纪的一些伟大的物理学家在印度、中国和日本进行巡回讲课时，接触到东方文化，当时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平行性……”。

    如原子物理学的创始者 N•玻尔说：“为了与原子物理教程作一类比… …(我必须转向)这样一些方法论的问题，如来佛与老子这样一些思想家早就遇到了这类问题，就是在这幕壮观的戏剧中，如何使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的身份能够协调起来。”这句话用 W．海森堡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说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不能分离。用我国古代先哲的语言表达，就是“天人合一”。这就是说，《物理学之道》的作者越向自然科学的高深处追求，他就越接近中国古先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否则，就不能解决其学科的开端问题。对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实践中做到了，但思想上不能理解，所以，认为很神秘，因而也就把东方哲学称之为神秘主义，正是这种高超的思维方式，面对诺大的国家，创造了巨系统分析的理论—大一统思想，使中国诺大一个国家保持着长久的统一。《物理学之道》的作者代表了西方人的思维定式，那就是实用的统计分析、归纳的方法。由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推向高峰，而为黑格尔所突破，完成了辩证的思维方法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国学”随着不同的时期应有不同的发展，过时的“国学”既不能提倡，更不能应用，它们作为中华文化的应用和表现形式，不同时期发展为不同的学科体系，并具有不同的内容，即学说。就拿近代毛泽东来说吧，他接受了欧洲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但在革命征途上并未接受十月革命城市暴动的“学说”。因为接受这个学说的王明、博古使中国革命几乎失败，而他应用基本原理—对立统一律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创造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结果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可是一旦教条式地坚持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使中国的经济建设遭到失败。正是这种失败又使中国人学会了必须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改革开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形势下的理论。

    现在看来，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就只能坚持它的以“对立统一律”为开端的辩证思维了，而这一套看似从欧洲引进，实际“这东西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的”。这点“自己的”东西不但不会“沦亡”，不会腐烂，而且在旧的“国学”解体中，在解决新的现实问题中，必将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写下新的光辉的一页。

    研读“国学”，我们的态度不是看到它在解体而担忧，而是“读其书，抽其智”，透过它的“虚饰束缚的文化教条”发现它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它的“判断力”，就是它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为了破除人们对旧“国学”教条的迷信，“五四”以来对“国学”骂的是可以的了，骂的中国人的思想都灰溜溜的了。可是，在破的同时我们又立了什么呢？光骂不立，骂祖宗没有预见新形势为我们写出新的教条，我们就成了思想的懒汉，就丢掉了历史的辩证法。碰到原子物理的问题，牛顿力学解决不了，就大骂牛顿吗？骂牛顿为什么没解决原子物理问题吗？我想用这种态度对待古人是不公平的。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家只能在现实的问题熟透了的时候才能做出哲学的概括。原子物理学的发展历史不正说明这个问题吗？作为炎黄的子孙，我们应长志气，“读其书，抽其智”，下大力气把握科学的科学，方法的方法，炼出一付火眼金睛来，面对社会千变万化的现实，抓出它的本质，寻到它的规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创造新的“国学”。而不是因为我们的智力不够见到旧“国学”不能在新形势下应用，就说什么“只剩下文化的糟粕了”。

    在这里，我们说旧“国学”解体，我们不说“文化”解体，因为“文化”无法解体。因为“国学”是应用科学的方法论，是面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问题提出的具体的知识体系。历史时期不同，问题不同，旧的“学说”就要解体，发展为新的“学说”。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面对原于物理问题，欧氏平面几何理论不灵了，就要发展为非欧几何—黎曼几何。面对1929年—1931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旧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不灵了，就发展为“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理论”，现代又发展为“萨谬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经济理论”，如此等等。这些理论都反映了不同时期美国的“国学”，并构成了美国的文化。

    文化是一个有广阔含意的范畴，其质是古人精神和行为实践的创造物，包括物质的如古建筑、古器具等，和精神的如书籍、绘画等，和现实人的理论实践和行为实践的总和。文化是历史和现实的存在，不管这种存在，后人对它的评价如何，作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它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在现实的存在的基础上发展并流向未来。只有当这个民族灭亡之时，文化之流才会中断，但这个民族留下的文化也不会解体。如以金字塔为象征的埃及文化，是哪个民族建的，现代人不得而知，但金字塔犹存。

    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历史上经过多次的外敌入侵和文化输入，佛教传入，五胡乱华，蒙族元朝建国，满族入关清朝建立，但都没有使她消失，佛学的发源地反而无佛学正宗，是中华文化丰富发展了佛学的内容。近代西方文化(北美和欧洲文化)也未动摇她的文化的合理内核，还何况“对立统一”原来就是中国先哲在几千年前就创造的“那一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