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到这儿有人会问？“中国本来自己就有的那一套”，为什么总说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呢？回答有八点。

    第一、中国的那一套由朱熹集其大成，并由康熙定为“定万世之基”、舆论一律、大搞文字狱，强行推行。因此，在多年的朱熹“国学”推行下的大一统思想，重仕轻工，重农轻商，深入人心。同时，人们在思想上也求稳怕乱，为维持大一统的安定，对朱熹的教条已经成了思维定式，对其前提往往不再追求为什么。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推行朱熹的前识即“国学”，而忘掉了演出它的“道”，即大学科方法论和研究的对象。因此，思想上麻木不仁，变得愚蠢起来了。重仕轻工，重农轻商，是大一统思想的治世原则。这一原则的多年推行，其结果就使得粗放的辩证思维得不到细密的发展，其结果就是自然科学技术得不到发展。粗放的全局思维阻碍了局部细密的深入的研究，如中医的辩证施治，是从科学的整体的观念出发给人治病的，但重视整体而忽视了对局部的研究，诊断技术、化验技术、医疗技术就得不到发展。对药性的分析总停留在口尝、验方的经验实践上，就连细菌也未发现。

    第二、腐败的清王朝，国门一旦被外夷的坚船利炮打开，则惊慌失措，怎么也不能理解“弹丸小国(日本)也敢履犯天朝”。天朝被小国打败了，八国联军进京了，祖宗的脸丢尽了，“定万世之基”的典制不灵了，统治者的魂没了。

    第三、统治者的魂没了，西太后的魂没了，虎门的炮声，甲午海战的失败，八国联军的火烧，轰走烧掉的是“定万世之基”的教条，是“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中国人又在思考了。刹那间!就出现了魏源的新说、严复的译作，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明治维新等等，改革派与保守派冲突越演越烈。谭嗣同血染菜市口，继而从意念的分歧演出了行为的异端，其激烈形式就是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美国的主义、日本的主义全部涌向了中国大地。人们在战火的混沌中思考了，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口逐笔伐，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中，中华文化的合理内核在民族危机时又迸发出了“人生的智慧”火花。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寻找着、选择着，究竟路在何方？

    第四、 “五四”运动暴发了，中国有识之士奋起了，人们首先体认到旧的“国学”必须砸烂。而“国学”的正宗又是儒学，所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成了改革维新的旗帜。人们的实践在对各种各样的“理性的认识”进行着选择与批判。在这场批判运动中，由于对旧东西的厌恶至深，则出现了否定一切的偏激思想，好像中国成了一个大染缸，在这个染缸出来的东西都是丑陋的。这种否定旧的极左思想在“四人帮”统治下的时期达到高潮，以反“四旧”为口号，全盘否定了中国的文化遗产，“四人帮”倒台后，随着东欧的倒台、苏联的转向，坚持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教条主义者的失败，这种极左的思想一下又跳到了全盘西化，高唱起民族虚无主义“河殇” 之歌。这些是现象!本来吗!人们厌恶、批判旧的，是从现象到本质。作为群众的运动不可指责，但民族虚无主义终归是在洗过孩子倒水时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了，中国“只剩下文化的糟粕”了，所以，要“重建中国人的骨气和灵魂”了。

    第五，在这种多主义的群众运动中，真正的中国文化的合理内核并没有丢掉，演说的政治运动，混战的流血牺牲，选择的结果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其革命学说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人的创造，它不是列宁的革命学说：十月革命城市暴动那一套，而是“中国人自己的那一套”。这一套人生智慧的火花，在政治运动中暴发了出来，用对了就灵。灵的表现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经济发展上不用这一套，而死守马列的经济学说的教条，就失败，结果是东欧倒台、苏联转向、中国经济落后了，这已经成了事实。这再次引起人们的深思。

    第六，在这场行为和理性的批判实践中，也有那么一部分人始终站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理性地“洗孩子”，既不美洲化也不欧洲化，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素养，联系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国情，弘扬中华文化的合理内核，创造新的适合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国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在中国文化面临现代、后现代的挑战的情况下，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探求，就表现了中国学者为弘扬中华文化的合理内核，再造中华文化的光辉之路。尽管这个路是艰难的和曲折的，但通过“上下而求索”，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第七、通过近百年的行为和理性的批判，面对现代和后现代的挑战，就其近几年现实的结果来看，亚太地区的经济勃兴和发展，以及中国的改革实践证明，毛泽东的马背精神，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改革开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合理内核的存在是现实的合理的。有人把这种现实称之为“儒家文化圈”经济，是不无一定道理的。哲人如何面对这种现实做出哲学的概括，才是真正的出路所在。也就是说，适合现代和后现代的新国学，其观念性的前提，要从现代和后现代这个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国学”的条条框框出发。用“以变应变”、“天道无常”、“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心用工具—中华文化的合理内核面对具体问题(现代、后现代社会)进行具体分析，而不是从故纸堆上做文章，才能创造、发挥、弘扬中华文化的合理内核，完成重建中国人的骨气和灵魂，从而也就使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中走出来，被广大人民所把握，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和更深的层次上清除旧观念，完成移风易俗，再造民族精神的伟业。同时也就把儒学的“在新民”，“年年新，月月新，日日新”的辩证实践落实到人们的思想中，体现在行动上，彻底破除三坟五典，金科玉律，这个使人变得愚蠢的“前识”，即“道之华”，从而抓住“道”，守住根本，跟上日新月异发展的形势。这也正是对“易理”进行的现代发挥。

    第八、完成这一伟业，不但应在中华文化的“流上”进行探索、追“源”，而且对这个“源”，如《易经》、《老子》、《孔子》所倡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逻辑公理体系进行现代开发。对“源”不能停留在历史哲人的悟性基础上，应像各代“国学”大师那样，联系新的现实创造与前人不同的“国学”，必须用新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对逻辑公理体系的前提做出新的诠释。如群经之首《易经》是以“乾坤乃易之门邪”，“元、享、利、贞、大明终始”为开端，以“象、理、数、占”四种方法演出的辩证思维的逻辑公理体系，到老子那里则提出道的概念，所谓“道”，就是以玄_无—有为开端演绎出的逻辑公理体系，而到孔子那里，就明确形象地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命之谓性”，“天地者生之本，祖先者类之本”演绎出了“中庸”之道—逻辑公理体系。而董子吸收了春秋战国的诸家学说，以“元—元论”为开端，演绎出了“天人感应论”的逻辑公理体系，到朱熹的年代，则集佛、道、儒之大成，以“无极而太极”为开端，演绎出了他的逻辑公理系统“气理一元论”“天理”说。那么，在科学高速发展，科研成果不断涌现的当代，如何以新的科学发现和发明为依据，对逻辑公理前提进行新的诠释，从而建立起解决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科研的大学科方法论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也就是说，面对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发展现实，如何再造哲学的开端，从而把人们观察问题的“心用工具”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就成了哲学能否重建，重建后的新哲学能否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的大问题。正如黑格尔所说，“要找出哲学的开端，是一桩困难的事。”“开端必须是绝对的，或者说，是抽象的开端(这在此处意义相同)；它于是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必须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倒应是全部科学的根据。”(黑格尔《逻辑学》第 5l、54页)这个开端能找到吗？中华文化的“源”(合理内核)、能称之为“全部科学的根据”吗？《易经》中的“易”，“乾坤乃易之门户”，老子的“玄—玄_无—有”、孔子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董子的“元—元论”，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朱子的“气理一元论”，都是对“开端”的不同表述，它们能作为“全部科学的根据”吗？用通俗的话说，“易”理能演出量子力学吗？用“无极而太极”能演出现代信息论 吗？用“玄—玄_无—有”能演出生命科学来吗？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元论”建树起来后，作者撰写了《中国决策学》第4卷《周易与决策—现代易学及其应用》，其书第二篇现代易学的易理观，首先就回答了罗素悖论，为数学建立了开端，并以易理阐释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学说。同时也为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研究建立了公理性前提。第二是解决现代物理学的哲学基础，对什么是运动、什么是力进行了开发，当作者想用之诠释原子物理时，见到前人薛学潜已著有《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一书：“是书之作也，欲以挽近物理与易理互证。”蔡尚思先生在编撰“十家论易”时说：“我正是试图做一个剥去前人所加于《易》的神秘主义的外衣。”这句话是非常恰当的。因此，本人就不再赘述。所以，就把有关物理学的哲学问题的章节内容放到本书的后记中了。

    哲学是自然、社会、思维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如果它不能为这些科学找到根据，就对这些科学的发展提供不了“心用的工具”，就不能指导人们的理论和行为实践。过去的经院式的哲学研究之所以不能走出哲学家的课堂，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构建现代哲学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正本清源”，把哲学的开端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

    本人自青年时代就喜爱研究学习方法，以便尽快地把握知识，高中毕业时想考北大哲学系，但后来经组织推荐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走上了原子核物理专业的研究道路，在大学听老师张文裕、严济慈、梅镇岳讲授物理学和近代原子核物理学，就对其学说的开端提出过问题，如什么是运动？什么是直线？数学的公理性前提是什么？公理能否得到证明？两点之间为什么以直线最短？基本粒子并不基本，那么，物质的最小单元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是什么，开端在何处？如此等等均未得到回答。但是，这使我对学科的前提的探索自然成了一种嗜好。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克己复礼”，本人对“礼”要有个明白的理解，去查阅古书，查阅的结果是“礼”是批不动的。因为它依据的是不可驳倒的前提。梁山泊不排座次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排序吗？这种排序就是“礼”。追求原初的开端再一次使我走上了方法论研究的道路。“四人帮”倒台，国门开放，才知道经济上不但未赶上美国、英国，连台湾也不如了，真使我大吃一惊，为什么？这又使我走上了预测与决策研究的道路，科学预测与科学决策应用什么方法去研究、去认知，解决原子核工程用的是原子核物理学，解决桥梁设计用的是牛顿力学，解决预测与决策问题应用什么学呢？预测与决策横跨自然、社会、思维科学三大领域，用什么方法解决？这又一次使我对大学科方法论研究感到了兴趣，因为不建立大学科研究方法论，就没有研究横跨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的预测与决策问题工具。通过对现代自然科学的新发现、现代数学的新发展、西方管理、预测和决策研究的成果，特别是横断科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研究，提出了“三论”归一说的“法元论”，即大学科方法论体系。并以它为方法研究决策问题，写出了《决策学基础》一书，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被马洪等领导的几十所院校、研究所的学者参加编撰的《决策科学手册》—书评为“中国决策名著”。看来这个“方法”还灵。我把《法元论》送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哲学编辑部，当时的编辑部主任边金魁同志阅后说：《法元论》是一本辩证逻辑的概念体系，是哲学专著。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从—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又回归到哲学中去了。其实，这些研究都在用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验证，以“对立统一律”为哲学的开端是否开得对，也就是在论证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还灵不灵。因为“三论”的作者并不以此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在不同之处批驳这个“观点”。如控制论创始人N．维纳，就在《控制论》一书中说：信息不是能量也不是物质，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主义者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原子物理学的创始人W．海森堡则说“归根结底，现代物理学对真正实在的概念已发生了怀疑，因此对于唯物主义哲学，我们也必须在其一开始的出发点上加以修正。” ( 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 第180页。)

    《法元论》作为逻辑公理体系，就是以世界的物质性和它的对立统一性为开端的。这个开端开得对吗？正如黑格尔所说，这个开端之所以开得对，不是在它创造的时候，而是用它为开端进行演绎得到后继结论与现实无悖的时候。用《法元论》演出的《中国决策学》已形成完备的决策科学体系，经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并未发现与现实有悖，从而证明以“物质性和它的对立统一性”为开端是开得对的。但是在进行决策研究中，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研究对象“人”。因为是“人”做决策，而决策对象也还是“人”。所以，什么是“人”？就不能不是研究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决策学是精神现象学，人的本质是什么？人是从哪来的？这就引向了对哲学第一公理—物质性和对立统一性的研究，其实，是对人类起源？意识的开端？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的研究。通过这种研究才能为主观逻辑找到客观的基础。W．海森堡这个原子物理大师在《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一书中说：“在原子物理学里当然不会出现‘灵魂’或‘生命’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不能从某些自然定律中作为复杂的结果推导出来，即使是间接地推导出来也不能。”但他又说：“它的存在当然并不表示在能量以外有任何其它基本实体存在，而只表示有别种形式的作用，但这些形式同现代原子物理的数学形式是配不拢来的。”对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的研究，结果是海氏未找到世界的统一图像，但他在这个难题上又回到能量—物质的基础上，对自己否定唯物主义的言论却作了自我否定。可见， W．海氏并未找到灵魂的也就是“生命”的基础。N．维纳不认知什么是信息熵，把信息熵与热熵混为一谈，走上了错误的研究道路，因而在“生命”之学的探索上也未取得成就。恩格斯提出劳动创造人只不过为马克思的体力劳动价值论寻求根据而已，致使米丘林、李森科在生物学研究上无所成就。

    为了找到意识的开端，人类的起源，本人依据《法元论》这个在决策科学应用中灵的理论，在“天地者生之本”的启发下，开始寻求宇宙、生命和人类起源问题，提出了“冷子论”，找到了“冷子装置”，从而划定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界线，推翻了宇宙寂灭说，为宇宙的发生发展找到了永恒的发动机。提出了“全信息”理论，应用现代分子生物工程和原子核物理的放射性理论，找到了生物发展的机制，解决了生命的起源问题，依据信息熵的本质和现代电子计算机和智能机的科学原理，找到了生命(概念)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从而也就把古代人悟到的“道”之端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把上帝和神在人们心目中所占的领地用现代科学占领。其著述就是《中国决策学》第1卷《元论》。同时也就把西方哲学之大成者黑格尔的辩证法—对立统一律与中国古文化的合理内核“一阴一阳之谓道”、“玄—玄_无—有”、“元—元论”等统一了起来。这种统一用在中国大陆的人们在现时容易接受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世界的物质性和它的对立统一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近百年的国人“系统学习”中，即在理论批判、行为批判的全民族的活动中，中华文化一直起着“人生智慧”的作用。这种作用不管是出于理论家之手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还是出自人民战争实践家之手的《地道战》、《地雷战》，也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成功与失败对它做出了最后的选择。用老子的话说，是“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中庸》则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这就是说，不管你体认它与否，道是始终在起着作用。不管你体认了“万有引力”与否，“万有引力”无时不在起着作用。不管你体认了“人的本质是决策能力”与否，你的决策能力一直在起着作用。所以，作为“人”就要慎而又慎地去体认“道”，体认规律，并按规律办事。因此，在系统学习中也就淘汰掉了那些文化的外表—“道之华”即“国学”，留存下了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并自觉不自觉地应用这个合理的内核再创造新的“国学”。
现代和后现代新的“国学”，是中华文化合理内核“中国人本来就有的那一套” 弘扬和现代发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