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中华文化做出现代发挥？

    第一、要深刻体认中华文化的源流中合理的内核。也就是说，不但要知道中华文化的流，各种“国学”在历代现实中的适当的发挥，而且通过对流的分析，体认出流中不变的因素，即中华文化中的合理内核。正是这个合理内核构成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即国之魂。这个魂不管是经过奴隶社会的包装、封建社会的包装、半殖民地的包装、社会主义的包装，它始终没有变。这个魂不但在和平时期存在，在战争时期也存在，它经受了无数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也通过丝绸之路流向西欧，但始终存留在中华大地上。不管人们对它理解不理解、体认不体认，它作为“中国人自己本来就有的那一套”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心中。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弘扬出来，再现“中国人的人生智慧”。这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第二、中华文化作为多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体，才有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人生的智慧，今天也应自觉地吸收世界各国文化之精华，有价值的灵性，使之反哺中国，协助创造适合当代的中国精神文明，即新“国学”。

    第三、“新国学”是中华文化合理内核吸收现代和后现代的科学素养的现代发挥，是集中西文化合壁之大成。这一发挥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科学意识。因为，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人本来就有的那一套”也正是集西方哲学之大成者黑格尔的初衷。

    第四、既然“中国人本来就有那一套”，也正是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哲学发展的那一套。所以，这一套一旦完成现代发挥“介绍给西方”，必然使西方体认到中国人本来就有的那一套原来是人类的精神资源，从而也就使西方人了解了中国人的心灵；也就“培养了海外华人的下一代对自己五千年的智慧有了—分尊敬和吸引。”

    这不是梦，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创一代风流的大好机遇。因为没有这个现代“新国学”创造的任务，今朝就出现不了风流人物。

    第五、这一任务任重道远。在中国大陆，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思维科学工作者已经组织起来，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达二十余年。面对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实际问题，以横跨自然、社会、思维三大领域的学科—决策管理科学为其研究对象，展开了深入细密的科学研究，已经发表了上千万的著述。这些著述以“天地者生之本”为世界观，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为方法论，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治世之学”—“国学”，(孔子的“仁论”、老子的“道德经”、董子的“天人感应论”大一统思想、朱子“无极而太极”的“气理一元论”的治国之道)去粗取精，并吸收西方现代决策管理科学研究的成果，从而把近代发轫于工业企业管理的西方决策管理科学的研究成果发挥、弘扬建立在理论一贯的基础上，成为系统的知识体系，构成了“学”。既然决策管理研究已经构成了学，就具有了世界意义。正如成中英先生为《决策学精义》题词所说:“有无相生，动而愈出，其体无限，其用无穷。”

    在海外，也有一批炎黄的赤子在追求、在探索，在为中华、在为人类的幸福探求和平和幸福之路。梁燕城先生《重建中国人的骨气和灵魂》一文就说明，中国人的骨气和灵魂没有丢掉。成中英先生在海外大声疾呼《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也证明中国人的骨气和灵魂没有丢。因为常识告诉人们，在吃酒中总说我醉了的人还没有醉。真正醉了的人总说没有醉，就如一个人说我已经睡着了一样，凡是在说我已经睡着了的人，那他就还没睡着。中国海外无数的仁人志士都在说要找中国人的骨气和灵魂了，那就证明中国人的骨气和灵魂没有丢。这就是辩证法。

    第六、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宝藏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重建现代和后现代的新“国学”。在高度发展的信息社会，由于人类智能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说在遥远的古代，世界某一处发生的事件要很久才能传达到其它地域。那么，在今天，这是瞬时完成的事。可见，世界意识的产生不但具有了可能性，而且有了现实的可行性。世界上再也不存在《桃花源记》式的世外桃源。因此，观察问题应具有世界的眼光也就是必然的了。这需要人们从局部的观念转向全局的观念，从个体观念转向整体观念，从部分的研究转向整体的研究。这也正是现代自然科学发展走向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研究的枢机，也正是原子物理学大师如W．海森堡追求世界统一图像的枢机。可见，再没有比今天更需要哲学的迫切性了。

    有人已经认识到，21世纪社会科学应是整体化、系统化和跨学科的科学。这就要求世界级的各领域的科学巨匠联手努力，才能对世界系统提出总体而又系统的看法，从而为人类的发展、生态的平衡找到解决的办法。而这种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须是胸怀世界，放眼全球，关注的是人类命运，而不是某一局部地区的命运，是社会和人类的发展，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发展。否则，对“人”的具有影响世界的能力就无法制衡。为了达于此点，这种研究者必须是通古博今，有学有识，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智者”。这种智者不但具有极强的分析设计能力，而且应具有极强的跨多学科的抽象概括的能力。即《易经》中所说的具有“弥纶天地之道”的能力，从而达到“开务成物，冒天下之道”，“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通天下之志是人类发展目标，定天下之业是达于目标的手段。有了目标，有了手段，人们就在和平与发展的幸福之路上不迷惘不困惑了。因此，创造“新国学”，使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文化现代化与世界化，使中西方文化互相欣赏和吸纳，以致大家都能更新自己的文化，消融中西方文化观念的对立性，使之产生互补性是当务之急，是对人类的伟大的贡献。因为只有这种融合，互相欣赏和吸纳，才能产生世界共同的意识，从而从根本上消灭行为的异端及其激烈形式—战争，达到制衡世界，完成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至善目标。

发挥的成果

    为了适合确切中华民族的习性—思维的定式和文化的继承性，这一目标的理论研究成果，就是今日提供给读者的本书。它分为上下两部：上部是理论卷，下部是应用卷。

    所谓理论卷就是在研究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源与流的基础上进行发微，从而在这个源与流中发现其巩固的东西、固有的东西、不变的东西，即规律。这种研究我们有时称它为归一性研究，其目的就是找出中西方文化的合理内核。对这一合理内核如果丢掉了狭隘的地域和民族偏见，它就是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对中国人来说它就是中国文化历世不衰的民族魂。用学者们的语言表达，它就是这个民族的哲学指导思想。在这一指导思想指引下，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为解决不同的问题就会提出不同的学说，正是这些学说构成了这个民族文化的流。近几百年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市场经济的出现，特别是一八四零年以后，中华文化在“精神批判和武器批判”之下，遭到了世界文化的巨大冲击，苦难深重，不少仁人志士在寻求产生问题的根源、在进行着灵魂的呼喊，一时间德先生和赛先生、科学技术和民主成了时尚的语言。但实践证明德先生和赛先生救不了中国。因为德先生和赛先生也是西方文化合理内核在当代表现出的形式。它的本还是它的哲学指导思想——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因为世界上的事儿归根结底是人干的，东方与西方作为两大“巨人” ，它们之所以干这个不干那个归根结底是在它们的指导思想下干的。因此，抛开东西方观察问题的偏见，客观地冷静地分析问题，问题又归结为对文化的流与源寻求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与方法论的研究。

这种研究所得到的成果就是《中国决策学》，它有三部分内容：

第4、5、6卷 “三典”易、道、儒的现代弘微—中华文化的科学化与现代化
第1、2、3卷 中西文化的交融与汇通—原创
第7、8、9卷 中国决策学—创新

    第4卷《周易与决策—现代易学及其应用》是使《周易》这部古老的辩证思维体系去掉神秘的色彩，为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用，而不迷信，即把握真正“神机妙算”的规律，做出科学的正确的决策，而不是像赌徒一样占卜凭运气。

    第5卷《经邦济世之学—老子正意与发挥》，它是把老子关于治国 (巨系统)的管理研究，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进行了弘扬与发挥，其目的是因为在世界市场形成、全球信息网络开通的情况下，小小的地球再也不能四分五裂下去了，应在哲学方面进行原创，创造出最高的哲学理念，从而具有世界意识，为世界大同建立起思想基础，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此，它是为小小地球的四分五裂、连年战争的悲剧在管理科学上寻求解决之路。

    第6卷《自导式管理—儒家管理心理学》，可以说它是在西方管理研究最新成果——人格化管理研究的基础上创造的人性化管理。弗罗姆在《占有还是生存》中说：“人类肉体上的生存取决于人能否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心灵。只有在经济和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情况下，人的‘心灵’才会转变。”(《占有还是生存》第 l l页)如何在深刻的变革中转变人的“心灵”呢?现代儒家管理心理学研究达到的最高管理境界，作了明确的回答。

    以上著述是对“中国人本来就有的那一套”的开山之作—“三典”进行的现代发挥。这些弘扬与发挥是谈古论今，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为了振奋民族精神、长中华民族的志气，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同时也为反对那些只知死守旧“国学”而不理解其真谛的教条主义(国粹派) 提供一点创新的思路。

    光有如上的反思及其成果还远远不够，中华民族是世界各民族中的一员，是在世界市场的环境中生存，因此，为了取它山之石，攻自身之玉，就不能不对西方文化的源与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反思。这种研究和反思是真正的、从本质上而不是从形式上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它的学习成果就是本书第一部第二卷的内容：

    理念卷 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与汇通—原创，它包括三大部分；《九圣归元—世界文化的流与源》、《元论—现代大学科方法论》、《现代科学结构体系及其概说—通明达慧图》。

    第2卷《 九圣归元—世界文化的流与源》。其目的是想通过对西方文化的源与流的研究、对影响世界文化的九大伟人：悉达多、基督、穆罕默德、西伯昌、老子、孔子、贝塔朗菲、申农、维纳的著述的研究，找到它们的合理的逻辑前提。这一合理的逻辑前提就是西方哲学大师发现的“对立统一律” 、佛学提出的“色—空”、中华文化源头，群经之首《易经》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老子提出的“玄—玄_无-有” 、我们称为“元—元_无-有” 等等。 通过研究体认它们是用不同的语言表达的同一内容。对这一研究过程的表述就是本文集笫2部《 九圣归元—世界文化的流与源》中西文化的归一性研究。可以说它是原创的历史基础，在这个历史基础上就有了继承，有了继承才能发展。同时也就证明了，中西文化的归一性研究所得到的文化源头，历史上一切知识的逻辑前提—“对立统一律” 、“元—元_无-有” 是与历史的事实无悖的。

    第1卷《 元论—现代大学科方法论》中西文化交融与汇通。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对中西文化流与源的研究(执古之道)不是为了理论一贯说明过去，而是为了指导人们今天的现实实践(以御今之有)，知道了逻辑的前提和开端元—元_无-有，就知道了事物的一般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能知古始，是谓道纪)。但是要把这种一般上升为具体还应依据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现实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将之进行再创造，以便于人们易于掌握它、理解它、应用它。这一把逻辑开端上升为具体的科学方法论的过程就是元论的创造。过去一般人都把对哲学开端的研究看得玄妙之极，高不可攀，所以，哲学始终未能从哲学家的殿堂中走出来，元论的创造是从现代具有跨学科方法论意味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简称三论)切入，对现代科学方法论进行分析、综合、概括、归纳和总结，从而发现了它们的逻辑开端亦归一为元_无-有。这就把现代科学方法论和古文化的源头—哲学的开端，亦即逻辑的开端连接了起来，从而为现代科学方法论与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使哲学从哲学家的殿堂中走了出来为广大学者、专家、群众所掌握。

    元论是以元无-有为逻辑开端的演绎，因为前提不假，所以经过严密的逻辑演绎所得到的知识体系必真。这一知识体系的一个本质属性、两个根本属性、八个一般属性（简称1/2/8律）就构成了人们认识问题的普遍规律，从而元论也就构成大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我们把它称之为“法元论”。为了把这一大学科方法论—法元论牢固地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我们再一次用现代科学的最新发现与发明对之逻辑前提进行了讨论与研究，这一讨论与研究必然地引向意识的开端、人类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就是《本元论—人类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新探》。从而也就把这三大起源建立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为人们建立科学的信仰，破除迷信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第二卷[3] 原创—通明达慧图及其概说。其目的是通过中西文化的流与源的研究，以系统图的方式表达中西文化交融与汇通的研究成果。它是如上的研究、归纳、概括和总结，它所构建的是现代科学结构体系，是为人类发展至今所创造的一切知识梳理一次辫子、排了一次序。正是它也反映了人对世界（包括主观与客观）的认识层次。郑板桥把人的认知水平（佛学称为悟性）分为四个层面，他说：从愚蠢到聪明难，从聪明到糊涂更难，从糊涂再到聪明就更更难。由聪明到糊涂他称之为“难得糊涂”。 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流与源的分析研究，我们把人类所攀登的科学高峰分成八个层面，从下向上是：知识论、决策论、逻辑论、观念论、道论、实践论、生命论、宇宙论。就人的认识过程而言是先认知客观再返回身自身而认知主观，因此体认到人所从认知的客观实质上是主观观念的异在，是实践中的存在，是人类发展到现在的历史的现实的统一，从而认识到主观与客观不可分、也不能分离，人的认识是物质的认识，这种物质的认识认识的还是物质，从而达到大彻大悟，体认人类的一切知识来源于天人合一的理念元—元_人-客即人类实践，体认至此就称之为“通明达慧”。

    所谓“通明达慧” 就是使我们深深地体认到我们把握的具体的认识却是人们的主观认识不应把之变成头脑中的框框，面对新的客观事实不能叫它束缚了我们的头脑，成了一个教条主义者。因此，“通明达慧” 就为我们破除一切教条主义，面对现实的问题进行原创、创新建立了思想基础。

    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如何地进行原创、创新呢？决策学8精神现象学提供了原创、创新的理论、方法与思维程序。它提供的是∶

    理论卷卷 中国决策学正是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它分为三个部分：决策科学原理—精神现象学、管理科学原理—行为现象学和决策管理基本概念的科学体系。

    第7卷《决策科学原理—精神现象学》为人们面对新的问题进行发明目标和达到目标的原则、方法与手段提供思维程序。是发现、发明人们的理想和目标的科学工具。由于这种实践是在人脑内完成的、是不可见的精神活动过程，所以，它是精神现象学、是研究内实践，如何做出正确决策的科学。

    第8卷《管理科学原理—行为现象学》是现代管理理论基础，它研究的是人们在正确决策指导下如何通过正确的科学的行为实践达到目标的过程。它重点研究的是人们的行为现象的规律。

    第9卷《决策管理基本概念的科学体系》是为了说明以上的分析研究是一个逻辑一贯的概念体系，为了对这一概念体系有一个清楚明白的理解，不但对这一体系的基本概念作了简洁、确切的表述，而且对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了系统的图示。

    理论研究不是为了追求其自身的完备、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解决实际中的问题，面对世界的风云，为了适合中国现代现实的需要和中国的文化背景，我们对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导思想、目标及其战略对策进行了研究，这就是《中国决策学》的第二部的内容：现代原创、创新的应用研究—当代中国亟待解决问题的决策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就把中西方文化进行了现代发微，为《重建中国人的骨气与灵魂》完成了现代思考，从而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决策管理科学。